论秦观的贬谪文学

自哲宗绍圣初年开始,秦观人生的最后七年一直处于贬谪的状态。从贬谪的性质来看,属于新旧党争引起的不该贬而遭贬的负向贬谪。秦观从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直至投荒雷州半岛,随着新党打击力度的不断升级,放逐环境的渐趋恶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贬谪之初不乏佯狂,还有阿Q精神,通过修真悟道,寻求身心的超脱,但遭贬处穷和贬中忧生的双重情累终于让他不堪负重。元符三年遇赦喜赋《和渊明归去来辞》,看起来有超越意识,而实际上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秦观的贬谪生涯不啻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苦旅,因为得江山之助造就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其题材的广泛、抒情的深沉和风格的高古绝非前期所能相比。秦观的贬谪文学虽是个案,但特殊性中寓有普遍之意义,由此可以觇见朋党之争对政治生态的毒化以及元祐贬谪士人的群体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