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释《论语》:简论《戴氏注论语》的礼学色彩

众所周知,常州后学戴望(子高,1837—1873)之注《论语》,祖述刘申受之《论语述何》、宋于庭之《论语说义》,专以《公羊》义解《论语》。1然而,鲜有人注意到的是,在《戴氏注论语》中,具有相当浓厚的礼学色彩。《论语》本多言礼,戴氏之注《论语》,或广引'三礼'、《大戴礼记》、《白虎通》等礼文以印证夫子之言行,或以礼来阐释《论语》所述之大义,或进而将公羊学与礼学相结合,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