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旗帜鲜明地塑造出一个孝子形象匡超人,并清晰地展现了他在成为秀才后,由孝子沦为不孝子的全过程,在内容上补写了《明史·儒林传》和《明史·孝义传》,在写作方式上交替使用传经体和列传体,由事件逻辑出发彻底颠覆了全部正史的史家逻辑。吴敬梓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情感史观,以情感逻辑作为深层叙述结构,这是他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动机使然。但在具体写作时,吴敬梓既没有采用《史记》及其他正史惯用的节选方式,也没有继承司马迁及其他史官直接表明态度、给出定论的书写惯例。由此可见,吴敬梓与史官不同的历史观念、叙事逻辑和书写方式,及深刻的创作思想和清醒的文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