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确认20世纪英语世界乐府研究中的变异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由于话语系统内部的古今差异,以及话语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接受,在确认乐府的变异之前,需要对有关中西话语系统进行界定。其次,确认变异并不是简单地对比观点的同与异,因为全然不同的意图与原因完全可能推导出相同的结论。因此,即便是中西乐府研究中一致的观念也要深入剖析。总的来说,英语世界的乐府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但并不是所有变异都可称为他国化。民间乐府的歌谣阐释就只是局部变异,虽然西方学者引入了程式化语言理论分析口头性,但其研究方式与国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集中体现为对民间乐府文学特征的总结。他国化是一种整体的、根本的变异,这种质变通常出现在中西话语系统碰撞最为激烈的领域,而英语世界由乐府文类引发的强烈争议正是话语碰撞的产物。该争议主要表现为对国内乐府文类界定的不满以及重新界定乐府的困境。其中,周文龙最终凭借内部互文性走出了这一困境,成功地界定了乐府文类。然而,这一重新建构的文类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乐府的核心性质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转为单一的文学性,言说方式也从历史性的描述变为功能性的规则,这些质变充分说明周文龙定位的乐府已经发生了他国化,而此结果与中西异质的文类认识有着直接关系。
出处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
2013年第3期58-69,共12页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基金
201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16)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