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统志谈及国家志的编纂

笔者已经论证过中国国家志编纂的理论依据、现实必要性、伟大意义、时机和条件等(见《黑龙江史志》2003年第2期《中国国家志编纂的伟大意义》、第3期《中国国家志编纂的时机与条件》，《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4期《谈中国国家志的编纂》)。这些都属于舆论宣传和学术论证。更重要的是理论付诸实践，学术见诸行动，也就是国家志的编纂运作问题。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