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生育率快速下降,也预示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在一定阶段明显加快。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描述了以往不同时间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的状况和特点,并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2—2036年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7—2051年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52—2063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递减,从2056年开始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2068年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在0附近波动,而且会长期保持下去。尽管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会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将大幅度减缓,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带来的压力。总之,未来30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时期。然而,与“30后”“40后”父母相比,“50后”“60后”“70后”父母现有子女数大幅度减少,家庭养老将难以为继,未来社会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

人工智能在头颈CTA图像后处理和诊断头颈动脉狭窄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人工智能(AI)对头颈动脉CTA图像后处理和诊断头颈动脉狭窄的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2年11月至2023年10月42例均行头颈CTA和头颈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图像后处理及诊断分为AI组和人工组,对比两组在图像后处理用时和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及识别头颈动脉斑块性质(钙化斑块、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性斑块)的差异。以DSA结果为金标准,对比两组在诊断头颈动脉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差异,并将两组诊断结果与DSA结果进行一致性Kappa检验;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AI组和人工组对头颈动脉狭窄的诊断效能,并采用Z检验比较其差异。结果:AI组后处理及诊断用时为(366.48±18.54)s,较人工组(1291.63±52.27)s缩短了约71.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种方法得到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人工组共识别头颈动脉斑块145个,AI组共识别头颈动脉斑块145个,其中AI组准确识别不同性质斑块141个,总准确率为97.24%(141/145)。AI组与人工组对识别头颈动脉钙化斑块、非钙化斑块及混合性斑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两组识别斑块性质的一致性较好(Kappa=0.845)。AI组诊断头颈动脉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分别为87.09%(27/31)、81.82%(9/11)、93.10%(27/29)、69.23%(9/13)和85.71%(36/42),与DSA诊断头颈动脉狭窄一致性较好(Kappa=0.792);人工组诊断头颈动脉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分别为90.32%(28/31)、81.82%(9/11)、93.33%(28/30)、75.00%(9/12)和88.10%(37/42),与DSA诊断头颈动脉狭窄一致性较好(Kappa=0.801),并且两组诊断效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I组与人工组诊断头颈动脉狭窄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45和0.8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AI技术在头颈CTA图像后处理用时、评估头颈动脉狭窄及斑块性质识别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可作为医师分析诊断头颈CTA的有效辅助工具。

医养结合的中期照护服务——理念、现存问题及专业化发展路径

中期照护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整合式连续性服务模式的重要环节,旨在恢复健康和自立生活,具备医养结合的典型特征,也是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基于康复护理视角探索我国中期照护的专业化发展路径,认为中期照护可以填补老年人从医院回到社区和家庭期间出现的照护“真空”,能够起到预防老年人失能、残疾的作用,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我国发展中期照护制度的现实需要和问题分析出发,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期照护模式,将其归纳为机构型、社区型和居家型。其中机构型包含护士主导病房(nurse-led units)、老年日间病房(geriatric day-hospital)等机构嵌入服务,以及康复护理院或医护疗养院(nursing home)等独立机构。并借鉴其在组织体系、筹资及支付机制、服务内容、服务人员、质量监控等方面的专业经验,探讨我国中期照护的专业化发展路径。未来应加强养老保障中照护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多部门协同管理体系,建立健全老年综合评估体系,建设康复护理专业机构,制定服务标准和规范,跨学科培养组建专业团队,整合医保支付等多元筹资方式。

原发性肺滑膜肉瘤1例并文献复习

滑膜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约占所有软组织肉瘤的10%,而原发性肺滑膜肉瘤极为罕见,约占肺原发恶性肿瘤的0.5%^([1])。本文报道1例经手术和病理学证实的原发性肺滑膜肉瘤,并结合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及相关文献以加强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病例男,71岁,因右侧胸背部疼痛3天入院。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跨省流动人口和分省户籍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分省迁入率和迁出率进行了估计。通过构造常住地-户籍地迁移矩阵,并计算相应的流出和流入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通过对几个流入人口大省和流出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以及他们到哪里去了。同时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间也进行了描述。最后还对迁移率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山西省HIV/AIDS流行状况分析及防治对策

目的 掌握山西省艾滋病 (AIDS)流行状况和特征 ,明确防治工作重点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和整理山西省 1995～ 2 0 0 3年艾滋病病毒 (HIV) /AIDS病例报告和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表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山西省 1995～ 2 0 0 3年累计报告HIV/AIDS 6 4 4例 ,平均每年以 2 0 2 %的速度增长 ,其中病人 334例 ,占 5 1 8%(334/ 6 4 4 ) ;死亡 15 2例 ,占 4 5 5 % (15 2 / 334)。HIV感染人群以既往有偿供血员为主 ,因不规范的采供血造成经血液传播的占 76 1% (4 90 / 6 4 4 ) ;主要分布在晋南、晋东南地区 ,占 84 9% (5 4 7/ 6 4 4 )。男女比例为 2 1∶1。不安全性行为占 6 8% (4 4 / 6 4 4 ) ,吸毒占 2 3% (15 / 6 4 4 ) ,母婴传播 3 6 % (2 3/ 6 4 4 ) ,是潜在的危险因素。结论 山西省艾滋病流行快速增长 ,且已进入发病和死亡高峰 ,存在多种潜在危险因素。各级领导应提高认识 ,针对各种危险因素 ,采取积极的有效措施 ,控制艾滋病的进一步流行。同时 ,要开展医疗救治 ,提高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生命质量 ,降低死亡率。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再分析及其调整

年龄构成是重要的人口自然特征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一向为中外人口学者所关注,并对其质量予以认可.然而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机器汇总资料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年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即存在着年龄误报现象(乔晓春,1992),那么,这种偏好现象的程度有多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是年龄数据本身的重报漏报,或现役军人未加入人口年龄数据中,或局部地区(如新疆)严重的年龄堆积现象所致.随着四普资料和其它一些数据的完备,这些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本文正是基于全国四普100%机器汇总资料对中国人口年龄构成进行了再分析.

如何利用(粗)出生率来估计总和生育率?

根据(粗)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定义,通过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函数,提出了利用出生率来估算总和生育率的方法。二者的关系可以由公式中给定的系数K来确定。利用普查数据和"小普查"数据估算出系数K,然后利用官方公布的历年(粗)出生率数据估计出相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系数K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64排螺旋CT尿路造影对泌尿系统结石的诊断

目的探讨64排螺旋CT尿路造影(CTU)及三维重建技术对泌尿系统结石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100例尿路结石患者的影像资料,采用原始数据进行重建获得CTU、容积再现(VR)、多平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曲面重组(CPR)。结果 100例中94例患者的结石被确诊,图像直观,结石定位准确,诊断率为94%。结论 CTU图像质量好,对结石的检出率高,结合横断面图像诊断率较高。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性别属于人口的自然特征.在自然和生理因素的作用下,出生婴儿的性别结构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是出生时性别比近于常量;二是出生后的性别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两条近于公理性的自然属性也正在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否定.因此,虽然自然因素是决定性别构成的基础,但群体性别结构在社会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可能是存在的.

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

翟振武教授估计: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1.52亿,有生育意愿的潜在生育人群为9700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本文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4642.7万至5955.4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在3224.9万至3684.4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将在3.21至3.67之间。考虑到其他一些具有发生可能性比较大的"损耗"因素后,对其做了进一步估计,得到结果是:潜在生育人群中实际生育的人会在1700万至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至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会在2.17至2.68之间。文章强调,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对近年来中国人口统计学学科发展状况的评述

本文对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口数据和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状况进行描述、归纳和评述,其中包括对普查数据质量的分析、生育率分析、死亡率分析、出生性别比分析、流动人口分析、人口老龄化研究和人口预测及其方法研究,以及对学科发展态势的评价。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于2000年12月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在得到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估计的基础上,将总体规模按照老年人的人口、社会、经济、健康等多种特征,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大大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贫困比例高于低龄老人贫困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贫困的比例。

64层螺旋CT对门静脉海绵样变的诊断价值

目的分析门静脉海绵样变(CTPV)的64层螺旋CT表现和特征,探讨64层螺旋CT对该病的诊断价值。方法使用对6例CTPV患者,行上腹部CT平扫、动态增强扫描,采用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积再现(VR)等图像后处理技术显示异常的门静脉及侧支血管情况。结果 CTPV的64层螺旋CT平扫示门静脉结构不清,肝门区可见多发的结节状软组织影。本组全部病例均见门静脉主干及其分支闭塞和(或)狭窄,正常门静脉系统结构消失,门静脉走行区结构紊乱,表现门静脉主干和(或)其分支因栓子闭塞和(或)狭窄5例,门静脉管腔增宽,内可见低密度充盈缺损1例,门-门侧支血管6例,胆管周围静脉丛曲张3例,胆囊静脉丛曲张2例,胃左静脉曲张5例。门-体侧支血管6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4例,腹膜后静脉曲张2例,脾胃-肾静脉分流3例。增强扫描肝实质灌注异常2例,胆囊、胆管壁增厚2例,合并管腔狭窄5例。结论 64层螺旋CT及图像后处理系统对CTPV诊断具有重要价值,门静脉栓塞及其周围迂曲扩张的侧支静脉为其特征性表现。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

重点针对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合自1953年起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变动、分省人口分布、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人口城镇化、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以及出生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港澳台和外籍人口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描述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和变化。除此之外,结合官方刚刚公布的2011到2019年数据,分析了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人口数量,以及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将调整后的结果与调整前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重点分析了"单独二孩"和"普遍二孩"政策调整前后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户籍制度、城镇化与中国人口大流动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城镇大门向农民敞开,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人从此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本文的目的是用数据来反映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近40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演变过程。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1987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分析发现,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超级稳定,户口所在地和居住地几乎完全一致、城镇人口比例长期偏低,甚至十几年不变;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开始显现,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进入集镇并自理口粮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初期小城镇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商品粮供应制度取消以后,农民可以离开户口所在地到更远的地区或城市工作和生活,从而使得城市和跨省流动人口开始迅速增加,从2000年到2010年是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进入2011年以后流动人口增长势头开始有所减缓,一些省市甚至出现流动人口绝对数量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