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法的体系构造与价值定位

领域法的提出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体现,是对部门法划分所彰显的理性主义立场的调适和补充。领域法所针对的“问题”是有规范价值的问题域。较之部门法,领域法的规范结构有一定特殊性,其正视主体的差异性并予以制度回应,在合法-违法之外另对行为给出鼓励和限制两种评价,权利义务结构非均衡且向弱势主体倾斜,责任形式具有差异性,责任类型具有综合性,追责目的具有多元性。依据不同标准,可对领域法作基础性领域法-综合性领域法、一般领域法-重点领域法、传统领域法-新兴领域法、国内领域法-涉外领域法的界分,其生成路径也有脱胎于传统部门法和发轫于传统部门法未顾及之处两种。领域法直接规范特定领域的秩序,能提升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都有多方面助益。

数字经济时代税收法定原则的 重申及其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的勃兴带来了生产要素、交易方式、商业模式等各方面的革新。由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税法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严格依循现有税法规则,则可能带来财政权益受损、税收征管困难等消极后果。为此,兼顾需要与可能,数字经济时代有必要重申税收法定原则;通过梳理税收法定原则的现代化变迁与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探明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路径并对传统税法规则予以调整;同时,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灵活处理空间,适当加大对地方的赋权,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指引下实现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效能提升。

净额所得视域下个税费用扣除规则的再审视

净额所得始能课税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个税法上的具体要求,费用扣除则是把握净额所得的关键。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时提高了综合所得的一般性扣除额,同时增设六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契合净额所得课税的要求。净额所得有客观的净额所得与主观的净额所得之分,既有一般性扣除额实为个人生活费用的表彰,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存在误将其作为取得工资薪金之成本费用的逻辑谬误,进而使法律在把握客观净额所得时存在罅隙,亟待补足。同时,现行法把握主观净额所得也有不足,应构建涵盖“个人基本生活需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普通型支出增加—特殊型支出增加”的四层次扣除体系。下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以净额所得课税为出发点建章立制,遵循客观净额所得和主观净额所得二元进路,塑造完整的费用扣除规则。

蒙古口蘑多糖微波提取技术的研究

以蒙古口蘑为原料,经超临界CO2流体萃取脱脂处理后,采用微波技术提取蒙古口蘑多糖。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蒙古口蘑多糖微波提取技术的最佳工艺条件,即:微波功率300W,微波处理时间4min,料液比1:30,原料粒度0.147mm。按此工艺条件提取蒙古口蘑多糖,提取率为31.05%。

财政自主与环境善治:环境税法实施中的法域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表现为环境善治的塑造过程,离不开政策理性设计和环境合作共治的善政引导。环境税是国家创新环境政策和重构环境伙伴关系的制度产物,其实效效果取决于税制的科学设计、税权的自主实施和税政的环境优化。我国环境税法设计以践行税收法定和地方自主双重原则为出发点,赋予了地方较大的征管自主权和完全的收益自主权,但在后续实施阶段,存在着如何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力与环境善治目标严密契合的问题。以地方的现实运作来看,一方面地方在具体税额确定、环保标准设定以及应税污染物项目数增加等方面享有自主决定权,但该项权力行使要么处于静默状态,要么潜藏隐性风险。如在具体税额确定问题上,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实际要么对特定污染物加以从重征收,要么实行区域内分类、分档征收,要么采取渐进性加重征收的模式,难以规避地方之间的邻避政策效应。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但大部分省级政府仍保留一定的环境税收入,呈现出倾斜共享、平均分配以及纯地方所有三种收入划分模式,而且现有的环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弊端。本文认为,良好的环境税制度应秉承"环境善治"而非"财政增收"的立税初心,遵从环境税的税收机理和税权效能。高效的环境税实施机制应协调好"规制自主"与"财政自主"的功能向度,处理好"地方自主"与"中央集权"的关系,促成自主权能充分的地方与监管协调有力的中央的合作治理。优质的环境税外联环境应明确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成整体税制的生态化转型,在法域范围内实现财税体制与生态体制二元改革的协同化和整合性。

谦抑之智:论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可能造成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其道德义务之债的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环境道德不适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立法对先进理念的吸纳,不可太过超前,而应该注意循序渐进。

财税法价值论刍议

我国当前的财税法理论研究和财税立法表现出过强的"规则"色彩,对于财税法价值的提炼很不够。在提炼财税法价值时,应注意界分财税法的价值与财税的价值,关注其价值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体现法律的一般价值并回应现实需求。以此逐项作为标准,调节财富分配、规范公共财产、限制政府权力与保护纳税人权利是财税法比较重要的价值。

创制与延展:治理语境下《预算法》实施若干配套制度的思考

对现行《预算法》进行修改只是整个预算法律体系改革的开端,预算关系具有政治、财政和法律的三重属性,把握预算公开、预算民主、预算完整和法定等预算基本原则是落实预算改革的方向。因而在《预算法》的实施过程中,要通过配套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来完善预算管理体系,重点体现在预算权力配置、运行、救济等各个环节,最终以整全视域与实践面向的预算法律制度来促进和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税收优惠的正当性基础——以公益捐赠税前扣除为例

清理税收优惠不能“一刀切”地取消了事,应置重心于检视、补足正当性基础。税收优惠承载突出的政策性,当前应着力实现相关事项的“立法授权”,兼顾稳定性和变易性。收益性和公益性从相反向度影响可税性,公益性的程度制约税收优惠的力度。税收优惠还应能通过比例原则检测、尤其是促进之法益要超过牺牲之法益。法定要求塑造税收优惠的形式结构,可税性原理和比例原则指引税收优惠建制透过主体、范围、程度的审慎择定,实现精确调节。

“领域法学”范式:理论拓补与路径探明

"领域法"和部门法规整的社会关系都具有一定复杂性。部门法通过提炼、抽象,用高度凝练的制度框架予以涵摄,"领域法"基于实质正义、多元价值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保留异质性特征,集中体现于主体、行为、权义和责任制度。针对制度的异质性,领域法学研究应注意提炼核心范畴、加强类型化梳理,并在理论探讨和回应实践时做到逻辑自洽。"领域法"建制和领域法学研究在概念、方法、智识资源等维度持开放立场,但相关借鉴仅为固有范式的有益补充,自足性与开放性并行不悖。

税收筹划权的理论建构及其实现路径

税收筹划即纳税人合理安排经营活动以少缴税款,学理标准和现实背景俱支持其上升为一项纳税人权利。通常习惯于从避税出发反向界定税收筹划的范围,但税收利益、立法目的和商业实质三项标准皆表意模糊,且该进路亦存在逻辑罅漏,易放大或限缩税收筹划权的应有意涵。应改采列举定义法,分析税收筹划的典型情形,藉此可明确税收筹划权的核心是纳税人放弃实施税负较重之交易安排、使行为满足税收优惠构成要件的自由,而当纳税人在多种经济实质相同的交易安排中择税负较轻者为之,却受到反避税调整时,也应享受公正待遇。实体和程序税法应充实或更新相关规则,将税收筹划权确立为实定法上的纳税人权利,达致“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目标。

公权与私权的平衡:论税收征管法的“通三统”

税收征管法的修改是因应我国税制结构历史性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强化税收治理能力从而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的关键一招。公法逻辑、债法思维与人本理念是我国税收征管法先后确立并着意张扬的三种传统,重要性不容质疑,仅关注其中任一方面,都将使征管法修改偏离理想轨道。辨析这三种传统的关系,可知它们既有联系,也内含张力,而且对制度优化方向的指引并不一致。在征管法修改过程中统合这三种传统的要旨在于调和公权和私权,因此本次征管法修改一要兼顾针对税务机关的权力赋予和权力控制,二要在借鉴债法思维时基于公法逻辑加以改造,三要在充实纳税人权利的同时避免将之推向极端。这样的统合可以视作税收征管法的“通三统”,其有助于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推动实现税收领域的治理现代化。

论环保税专项支出的地方预算法治改进

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过程中,需要施以预算硬约束,以确保支出特定。为此,应当在财税法治这一综合视野下,将环保税收与环境财政统合贯穿于法治逻辑的大框架内,通过各级政府预算的合理安排将环保税收入用于环境专项治理,提升和发挥地方人大的地位与作用,强化预算审批过程的民主参与,建立起环保税收支的绩效预算和参与式预算机制,全面推进政府部门环境预算公开,建立起连贯环保税收支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机制和财政问责机制。

纳税人基本权:理论范式与中国语境

面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不力的现状,有学者提出应当引入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纳税人基本权"理论。纳税人基本权理论强调从税收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分析问题,本质上是公民基本权利在税法领域的具体映射;其具有提升纳税人权利位阶、将纳税人权利体系化和强调税款支出环节纳税人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我国尚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宪法》对税款用途的规定比较模糊,税法制度在主体层面形成"负税人—纳税人"的二元结构,纳税人诉讼在现行制度语境中也缺乏适用空间。因此,我国不宜将"纳税人基本权"作为税法建制的逻辑起点,而应当通过预算监督、税收救济等相关制度的完善,推动纳税人权利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

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制度逻辑及其适用

个税规避行为种类多元,难以提炼,且与企业避税相互交织,与节税、逃税之间的界限模糊,长期以来不受立法规制。税务机关运用经济观察法、类型化观察法调整个税规避行为,存在正当性方面的瑕疵。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两项特别反避税规则和一项一般反避税规则,但基本照搬《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针对性有限。修法引入反避税规则后,应妥善处理其与下位规范的分工、与《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协同。税务机关运用反避税规则时应谦抑克制,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并适当强化对主观因素的观照,进而在避税行为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内部关系四个层面,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弥合制度与实践之间的罅隙。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税收法定的学理阐释及其进阶路径

税收法定承载着廓清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凸显人大主导地位、彰显纳税人同意和促导央地协同善治的四重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进税收法定成效斐然,至2020年将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和依法治税的目标。但学界过于偏重税收法定之法律保留的意涵,易限缩其作用场域,对制度实践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应在明晰税法应然定位的基础上,强化人大的实质性主导地位,充实税法内容并相机清理规范性文件,增强税收立法的开放性与回应性,有序赋予地方某些税收事项决定权,更为有效地推动税收法定进程。

房产税改革的正义原则与法治路径

房产税改革的现实动因是调控房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改革的逻辑基点是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利益均衡。为免房产税改革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应将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作为改革的正义原则。这要求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展开,在制度设计中合理定位改革目标,遵循法定和量能原则,并在法制层面适时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推动房产税改革的立法进程。

二元目标下的个人所得税法制度演进

个人所得税法兼具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的二元目标,历次修法皆围绕此展开。2018年个税修法的举措中,改革征收模式及纳税时间单位、调整宽免额和税率级距、增设专项附加扣除与反避税规则,主要着眼于优化分配格局,但组织收入的基础性目标仍会制约调节分配的向度和力度,二元目标间的内在张力使勤劳所得-非勤劳所得的相对税率、综合所得征税的累进程度等成为需进一步斟酌确定的事项。因应客观情势,现阶段应将个人所得税法的重心置于强化分配调节之上,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两大目标俱可经由量能课税达致,二者分别指向纵向和横向维度的量能课税。故此,应将纵横统一的量能课税作为个人所得税法建制和调整的基准。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