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融合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社会影响力并未随之高涨。相反,在面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地理学家的声音日趋微弱。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论文和纵向研究项目数量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严重阻碍了中国地理学的融合发展,使得地理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在远离地理学主干的细枝末节上越走越远,逐渐淡忘了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时所倚赖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为加强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国地理学应走融合发展道路。应加强地理学综合教育,尽快建立中国地理学的引领性问题体系,围绕问题体系,指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走向融合的具体路径,并发挥“中国地理科学十大研究进展”等评选活动的引导作用,借此传播地理学融合发展的方式、机制和成果。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统计

中国的旅游统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具体问题我已在《将尺度观引入旅游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旅游导刊》2019年第3期)和《大数据视角下的游客人数统计问题研究》(《旅游论坛》2020年第1期)相关文章中阐述。本期笔谈宗旨是弄清目前国际组织。

旅游强国建设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就新征程中如何认识旅游强国、如何实现旅游强国战略、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如何理解旅游业的新定位和新赛道、如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何担负起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时代使命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应要特别关注如下议题:1)从新时代新征程出发,重新思考旅游强国的提出背景、底层逻辑、关注重点、产业定位、衡量指标和建设思路;2)实现旅游强国目标,需创新税制、优化旅游统计、培养高层次人才;3)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纲,重点关注市场、产业、理念、统筹、体系等方面问题;4)在旅游业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背景下,疗愈旅游是符合旅游业新定位的一个新赛道;5)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以投入产出为旅游投资基本导向,需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实现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6)在旅游发展新征程上,学术共同体应承担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夯实科学探究学理之基。

2024年中国旅游发展趋势预判

2023年是疫情之后旅游业全面恢复的一年,最近已有很多回顾评述文章。2024年,中国旅游业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在此仅作以下几点预判。一、入境旅游--重回巅峰不容易,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入境旅游,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以及在我们与西方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方面都得到政府、业界、学界高度一致的认同,国家在签证、支付方式、增加航班等方面都做了尽可能的改革和便利化。

中国旅游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在学习西方旅游学说的同时,我国旅游学界一直在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知识体系。文章以中山大学旅游研究团队的集体研讨成果为基础,提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以人类旅游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主张采用“旅游需要”“旅游响应”“旅游实践”和“旅游效应”等基本概念来解释旅游活动的过程、行动、关系与结果。通过分析“旅游需要—旅游响应”的矛盾运动规律,文章推导出“社会成员旅游需要的无限性”“社会响应个体旅游需要的能力有限性”和“社会响应个体旅游需要的态度有界性”等基本假设,并借此归纳出中国旅游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与“社会对旅游需要的响应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旅游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摆脱西方旅游研究的传统经济分析范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高质量创新发展需求。

社会媒介化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建构

社交媒介不断发展,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社交媒介—人—地方”的新型人地关系,然而现有的地方建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的角色和效应。文章对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概念性的探索,依托社会媒介化理论与地方建构理论,从媒介化的视角提出地方建构的概念框架。根据该框架,目的地的地方建构涉及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虚实交叠空间等3个层面。在目的地地方建构的过程中,社交媒介不仅作为变量对地方建构产生影响,而且还作为社会语境融入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动态进程中。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乡村非正规就业的形成逻辑--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发展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已成为共识。乡村旅游就业多为非正规、非标准形式,但这一现象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文章以处在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基于非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借助文化理性理论,探讨乡村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外在表象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这一现象的突出特征是雇佣双方共同塑造的灵活性。在旅游雇主的许可下,本地农村雇工受时空规律调控,在旅游场域与务农、务工、家庭、社会场域之间进行灵活转换。2)灵活性的内在逻辑是文化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交织。文化理性体现为雇佣双方受地方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各种观念,灵活就业是文化的理性表达。研究结果对理解旅游情境下地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解释乡村旅游就业的演化提供了理论参照。

跨地方民族演艺者的社会接触与角色变迁——以佤族艺人为例

旅游演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加剧多元主客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互动。我国民族演艺人才逐渐成为旅游劳工移民、少数民族多元社会角色交织的跨地方旅游演艺从业者,其多重的社会接触将有助于阐释旅游情境中的关系复杂性,进一步跳出传统在地性民族旅游演艺研究的范畴。文章选取佤族艺人为案例,以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旅游情境下跨地方民族演艺者的社会接触特点及其角色变迁。研究发现:跨地方民族演艺者进入旅游情境中,经历了文化交往向职业交往导向叠加的社会接触,加快推进了现代角色多元化进程;同时,旅游情境构建了一个多重社会接触空间,为他们角色管理适应整体社会结构变化提供了缓冲,彰显出从业者主体性视角下旅游情境的社会结构特征。该研究从旅游从业者的视角,为民族文化繁荣如何赋能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见解。

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演变

用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８７年的第一手抽样调查资料，对桂林国内旅游客源市场１２年间的空间演变进行研究，得出了其国内客源市场在空间上逐步分散、吸引半径得以加大、波浪式推进和跳跃性增长的演变结论。还探讨了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的宏观原因，并分析了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对其旅游市场促销的意义和原则。此外，还对桂林和黄山国内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演变的不同特点进行了简要讨论。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概念、维度及历时性视角下的旅游者“异化”行为研究——从旅游者“越轨”行为谈起

国内外对“越轨”与“异化”讨论较为广泛,但交替使用导致概念混淆,且在旅游者行为层面的讨论有限。文章以哲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首先回顾旅游者“越轨”行为的概念,发现已有概念忽视了旅游情境具有居住地-目的地空间转换的特殊性,存在与其他情境下“越轨”行为研究边界模糊的问题。随后,受到“异化”一词在“越轨”相关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启发,作者探究了两者的起源和广义的内涵,发现“异化”在描述和把握旅游者负面行为时更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异化”在“异常”维度的讨论上不局限于对社会准则的违背,比“越轨”更为包容;另一方面,“异化”强调了行为本身的变化在揭示旅游者负面行为产生原因方面的重要性,补充了“差异”这一维度。由此,文章提出了“旅游者‘异化’行为”的概念,即“旅游者在目的地与居住地之间有变化且是变化后带有负面影响的行为”。最后,引入历时性的视角将行为发生地的认知从通常的二元扩展到三元,挖掘了“异化”中“行为差异”出现情境的新可能性,同时促进了“越轨”讨论中“社会准则”参考地的拓展。研究从“越轨”概念出发,贯穿对旅游活动特殊性的思考,对“异化”概念在旅游者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内涵、概念、维度上的回顾与分析,旨在为未来旅游者消极行为的研究提供启示。

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

作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 ,城市旅游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然而国内外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却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有关动力系统问题的专题讨论更少之又少 ,并且已有的关于城市旅游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一种经验性的定性分析或个案研究 ,尚无定量研究和数学方法的应用。本文在给出城市旅游发展 8大动力因子的基础上 ,以广东省 14个地级市为例 ,试图通过量化的途径对城市海外旅游发展的各动力因子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 。

“告别三峡游”的影响及理论解释

本文在对“告别三峡游”的发展和问题进行介绍、描述和预测的基础上 ,从三峡游的可持续发展出发 ,应用事件旅游、系统动力学、旅游营销学的理论 ,对“告别三峡游”进行系统和动态的分析 ,试图从理论上论证三峡游下一阶段发展应当注意的问题 ,为类似的旅游运作提供借鉴。结论是“告别三峡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促销手段 ,可以短时促进旅游的发展 ,但是也具有极高的风险性 。

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及其实践意义

本文旨在探索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问题,以从一个侧面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相对变化的原因。在一般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以大连、深圳和珠海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城市为例,对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过程做个案剖析,并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每个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都存在相应的主导驱动机制;第二,城市旅游的主导驱动机制因时因地而不同;第三,城市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跟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需求结构的变化),适时转变自己的主要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地位变化及因素分析

采用1982～2001年间中国28座重点旅游城市统计资料,并参照1989～2001年中国旅游统计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从总量、个案、时空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变化规律,得出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地理集中指数变化趋缓的结论,并从城市旅游驱动力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变化、城市旅游目的地竞争等方面进行地位变化的因素分析。最后,还讨论了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趋势。

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

文章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跟踪调查和法经济学分析,指出了旅游吸引物权存在的事实和现实基础,提出从法律上确立旅游吸引物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在物权法的框架下对旅游吸引物权的具体立法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以助于系统性地解决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和旅游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从根本上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性以及农民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的积极性。

中国旅游本科教育萎缩的问题及出路--对旅游高等教育30年发展现状的思考

对中国高等教育30年来发展现状的调查发现,不管是排名前10位的著名大学,还是最先开设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8所高等院校,以及后来开设旅游专业的众多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本科教育萎缩的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旅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特点与高等教育体制所设定的人才培养模式二者间存在矛盾,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提高学生就业层次入手,保证旅游的生源不萎缩和行业就业率提高,使旅游本科教育能够增强利用优势教育资源的实力,由萎缩转向成长。

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

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雨崩村发现了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的案例。雨崩村在游客住宿、租马等经营方面实施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的措施,控制了外来投资,它已经发展成社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旅游社区。雨崩的社区旅游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社区旅游,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中。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怎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雨崩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