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各级政府应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俞可平:经济危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契机

200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访谈录《让民主造福中国》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在谈到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时，俞可平指出，我们遇到这场严重的危机，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我们能够积极有效地处置、顺利地克服这个危机，那么我们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俞可平:“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思想库，即智库，是指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

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俞可平教授访谈录

本刊获知,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老师刚主持完成了"中国政治学四十年(1978—2018)"的课题研究,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出全面的回顾和评价。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及时了解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发现和最新进展,我们约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禹和王俊同学,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未来前景,对俞可平教授进行深度的学术访谈。下面是访谈全文。

退而回到帝国体系,还是进而走向全球善治?——俞可平教授谈全球化时代的帝国研究和全球秩序

帝国研究近年来不仅成为国家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且事实上成为历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对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经验和教训的反思。帝国与国家、民族、大国、霸权等概念既存在联系,又有着本质区别。帝国既是一个由不同属国组成的国家权力体系,也是一个由若干国家组成的等级秩序体系,通常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系。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这种行为常会被冠以“共同繁荣”、“地区安全”、“生存空间”等名义。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看,国家产生后必然导致帝国的出现,而对外扩张征服是否有利可图与国内民主法治制度两个因素是避免一个国家从强国走向帝国的关键。对于帝国的兴衰而言,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往往要比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更为重要。帝国体系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和难以割离的政治遗产,人类社会也总会存在对帝国梦想和帝国秩序的怀念。帝国主义虽然将长期存在,但帝国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作为一个趋势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因此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治理,才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

政治哲学何为——俞可平教授访谈录

政治哲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政治哲学为整个政治学研究奠定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主要回答政治"应当怎样"的问题,也关注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对当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政治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即有助于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提升中国智库或思想库的水平和影响力,掌握政治话语主动权。推进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繁荣,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复兴。

探寻中国治理之谜:俞可平教授访谈录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学人与国家肝胆相照,与时代砥砺前行,"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方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持续做出了贡献。对中国治理研究而言,杰出学人的个人经历、切身体验以及自我反思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沉淀,需要及时记录、发现与传播。值此之际,我们拟推出"经历即知识计划"之"中国治理研究杰出学人访谈"。

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不赞成提“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一词迄今为止未获官方认可。从媒体上披露的一些官方学者和官员的表态来看,他们较多地站在中间立场。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治理、善治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的个案研究。文章着重分析了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并且通过考察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乡村治理改革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深入地探讨了两次乡村治理运动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精英化,是近代至今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最后,本文还就如何完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民主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性的建议。

全球治理引论

本文首先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的定义、基本内容、评价标准、重要范畴和各种代表性观点 ,然后着重分析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源起、产生原因、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在综合评述各种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 ,作者最后对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结论。

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 ,对当代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新国家主权理论 ,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 ,做了较为详细的评析 ,最后着重就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和民族国家的地位做出了若干结论 ,并就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

本文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建设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互相协调,整体推进。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化奇迹?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政府问责、政治透明、基层自治等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为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主治理的崭新变化以及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而且可以发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

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

政府创新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要有效地推进政府创新,必须处理好四重关系,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的关系,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

法治与善治

＂法治＂与＂善治＂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里的一个重要论断,即＂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政治学者对这个论断肯定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学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的重要概念＂善治＂,第一次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在此之前,有一些文章里面出现过,但是在中共中央的决定里,＂善治＂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出现。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政治传播的英文是＂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有三个词,首先翻译为＂政治沟通＂,第二个翻译为＂政治交往＂,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政治传播＂。如今＂政治传播＂成为热门话题。在政治学中,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也就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民意的形成、舆论的导向、政治态度的变迁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信息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它主要讲的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政治系统里面政治信息是怎么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