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主体的创业动力与发展能力——基于特定准公共产品及服务需求与供给的考察

复合主体指不同行为主体通过公共与私人资源整合与配置,提供特定准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复合型社会服务组织,它具有目标指向性、体系开放性、形式多样性、机制灵活性、功能外部性与职责融合性等特征。复合型社会服务组织的创业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对特定准公共产品及服务需求的增长,同时反映经济体制转轨与政府职能转换的现实影响。其发展能力主要表现为它的资源整合能力与配置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融合效应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所具有的推动作用。

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

近年来,国内经济理论界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两大课题颇为关注.对前者的关注是与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相联系的;对后者的重视与中国地区之间多样性丰富与差异性明显使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特征直接相关.

资源禀赋与专业化产业区生成

专业化产业区是以企业集群为基础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其生成主要缘于地域资源禀赋,即地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效应,是专业化产业区生成的初始条件与主导因素。由于各地地域资源禀赋特点不同,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条件与发展路径因此各具特色。

资源约束与地区经济收敛——基于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力的考察

本文从资源稀缺性出发,提出并运用资源配置力这一新的分析工具,对2003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增长、资源约束与区域经济变动状况作了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使地区资源配置力与经济竞争力发展相应变动。东部沿海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短缺地区备受资源约束递增的压力;中西部尤其是能源与矿产等资源富集地区资源配置力与经济竞争力明显递增,从而出现地区经济收敛趋势。

资源约束、利润转移与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资源问题

自然资源短缺与人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2003年以来,以投资高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导致资源与原材料进口数量激增,价格大幅上升,利润由生产环节向资源供给环节转移,从而使中国经济高增长出现内部效应递减与外部效应递增、GDP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弱相关的不经济增长现象。这表明,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GDP增长应以社会福利水平相应提高为主要目标,而其前提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与完善市场机制,加强资源深度开发与高效利用。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约束条件与发展趋势

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现象与结构性变化,它反映了由资源配置条件与市场环境变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现实。浙江产业结构与产业层次之所以没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而及时调整与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和产业锁定效应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调整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动为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外在压力,经济发展引致的要素资源结构变动增强了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使浙江有可能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压缩与转移产能相对过剩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现象”的解析与启示

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经济现象 ,本文认为市场化进程的领先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之所以领先 ,源于自然资源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 ;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的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 ;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市场化进程具有自发性、民间性、扩展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特点。市场化进程的领先 ,使浙江经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够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正是利用市场化进程领先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促进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资源配置能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受区位条件、要素资源存在状况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约束。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与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区位优势所具有的地区资源集聚效应和体制转轨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地区资源配置效应。

城市化逻辑与进程:中国的实践

产业与城市发展源远流长,改革开放四十年,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实现了产业与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表明,产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城市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以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以城市发展引领产业发展,是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是城市化逻辑。四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发展阶段,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城市发展阶段,以地区经济发展为依托的都市与城市群发展阶段。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呈现区域差异。总体上,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互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城市化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同时,城市发展中问题不少,城市化进程中困难众多,面向未来,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中,需要把握好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动态平衡。要加强体制创新与制度调适,使城市发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需要向城市建设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使城市运营与管理凝聚更多的科技功能,让城市发展具有更强的时代性。

孔子、老子消费观比较

消费观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等级消费观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无为消费观。对消费 ,孔子主张礼的等级规范、仁义的道德约束、宁俭的行为准则 ;老子则提倡道的自然法则。不欲的心理约束、知足的行为准则。两者都倾向于黜奢崇俭 ,体现了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要特点。比较而言 ,孔子强调伦理道德 ,老子强调自然无为 ,从而反映出学派特色与思想内涵的不同。

工商业传统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工商业传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文化资源,具有地域性、行业性与因袭性特征。工商业传统与区域经济发展正相关,它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而且对区域工业化进程及其路径选择起着诱致、维系与推动作用。

专业化产业区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专业化产业区是以企业集群为基础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作为中间性体制组织 ,专业化产业区具有以企业网络性 ,产业关联性与组织协调性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特点。以及与产业组织结构特点相关联的资源整合、簇群衍生、分散决策、良性竞争、柔性生产、系统创新、地域品牌、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等功能。

孔子义利观再认识

义利观是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倡“见利思义”,又主张“义以生利”,义与利统一于礼。就人们对于利的追求而言 ,合于礼则义 ,反之则否。义与利的辩证统一是孔子义利观的基本特征。孔子强调“见利思义”,提倡“义以生利”,其目的在于调节社会分配关系。其历史影响 ,于经济政策上要求“见利思义”,以惠养民 ;在人格理想上要求君子求义 ,“义以生利”

中国传统分配观的历史考察

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分配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孔子及儒家主张等级分配而非平均主义，等级分配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分配观，它体现了封建制度的本质要求。老子及道家提倡平均主义，通过道教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产生很大的影响，反映了小农阶级反剥削、求平等的朴素愿望。同时，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以及历史影响作了必要的辨正和揭示。

专业化产业区建设的市场化取向与政策选择

专业化产业区是以企业集群为基础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业,专业化产业区在中国兴起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专业化产业区在广东(谷称专业镇)与浙江(俗称快状经济)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地方政府对这种地方产业组织及其发民展备加关注,并且为图以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对县城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与发展进行规划、培育与扶持.

对外开放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经验事实与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并运用资源配置能力概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与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位优势所具有的地区资源集聚功能,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地区经济发展应重视对外开放对提升区位优势,加快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条件,提高地区资源配置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

浙江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环境变迁与路径选择

浙江是制造业大省,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偏大,产业层次与产品附加值偏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环境变化,浙江制造业及其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所弱化,产品赢利能力和水平逐渐下降,浙江面临如何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十二五"时期浙江制造业要通过过剩产能转移,压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提升制造业产业层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提高制造业产业发展水平;通过市场化产业整合,提高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既要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又要提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能力,更要增强制造业的产业整体竞争力。使浙江制造业在经济环境变迁与产业转型升级中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

专业化产业区的结构、功能与发展前景

以浙江为代表的专业化产业区因其自然演化与内生发展而被视为"原生型"专业化产业区。它的形成深受地区工商业传统的影响。除了中小企业集群与专业化分工的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市场带动与工贸并举的特色。目前,随着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市场拓展与企业规模的扩大,专业化产业区面临着产业组织结构的演化与功能的调整。

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以浙江为例

专业化产业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就得益于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各地的兴起与发展。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深受工商业传统影响,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具有市场带动与工贸并举的特色。专业化产业区发展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由需求与供给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资源整合、产业升级与浙江经济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趋缓与地区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与产品出口为基础的浙江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后劲不足的困难局面。理论与实践表明,随着生产成本上升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势在必然。浙江有必要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通过压缩低端产业,发展高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层次,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与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高端资源,包括高端产业资源、高端人才资源、高端技术资源、高端产品资源、高端品牌资源与高端市场资源等。相比较而言,浙江产业层次偏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高端资源存量明显不足。需要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创新政策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战略。加快国内外高端资源整合,推动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浙江产业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