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元代江韵诗研究

在对《全元诗》进行全面统计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全元诗》中共有207位诗人创作的456首江韵诗。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关系等方面的考察,会发现元代江韵诗的情况与唐宋两代相似,也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这同样使元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明清两代的江韵诗中,应当也有核心韵脚与常见韵脚组合的情况。到了清代,逞才之风发展到极致,三江全韵诗大量涌现。

洗儿诗:从中国到朝鲜的文化旅行

兴起于唐宋并大盛于其后的"洗儿"习俗,不仅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流行,还影响到了边疆地区和其他兄弟民族。流风所及,朝鲜亦有洗儿习俗。因洗儿而生的洗儿诗,是一种为新生儿祈福、祝愿的诗歌样式。朝鲜洗儿诗中,对新生儿的期许主要表现在追求寿富、仕宦顺遂与诗书传家三个层面。洗儿之时还常有赐名之举,它与洗儿一道成为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由洗儿习俗到洗儿诗、洗儿文化,反映出中华文明对朝鲜的影响,经由最初的民俗最终上升到了文化层面,这是东亚汉文化圈形塑过程中的鲜活案例。

洗儿、洗禄与洗冤——以宋以降诗歌为中心

唐宋时,洗儿习俗渐趋流行,洗儿诗应运而生。后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开始将杨贵妃洗禄儿之事纳入诗中,借以抒发兴亡之感;又有人不满贵妃被污,起而雪冤,诗坛遂呈现出洗儿、洗禄与洗冤的多重书写状态。

宋代晁氏家族诗歌特色论

晁氏在文学家族繁荣的宋代具有代表性,其家族诗歌既表现出尚奇求奇的创作倾向、永怀善怨的抒情特点、企慕东皋的归隐情怀和是身为客的漂泊意识的共性,又随着个性差异有所不同。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使中国文化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论白居易“三适为一”的乐天知命之诗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对于宋词产生较大影响的诗歌,并不是他所重视的讽喻诗,而是感伤与闲适诗。闲适诗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感官享乐、世俗生活的旖旎风流、写景咏物之作;另一类则是偏重精神层面的乐天知命之诗。这其中又以恬淡之情、旷达之意、空幻之意为主。

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

在宋初诗坛上,晁迥可谓"一身兼三派":诗拟"白体",名列"西昆",而实开"理学体"门户。其"拟白"诗主要表现为形式上对白体的模拟,这种模拟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56诗中拟乐天诗11首,拟乐天诗句8句。

论长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李贺是中唐著名诗人。其诗想象丰富,化古为今用;用词险怪,“下语狠重”;意象新奇跳跃,节拍紧促;色彩“冷艳”,奇光异彩,并且塑造了一系列特立独行的意象。

曲江有深意,醉时犹长歌——论《醉时歌》及“曲江”系列对宋词造境的影响

杜甫在宋代受到极大推崇。宋人尊杜、崇杜,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杜诗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再现,杜诗中叙事述实之作对宋诗的意义,远在其诗情画意的篇章之上。然而,恰恰是这些满蕴着诗情画意的写景咏物诗篇,对宋词的意义却远在叙事类作品之上。杜甫《醉时歌》与"曲江"系列——《曲江三章章五句》、《曲江二首》、《曲江对雨》等营造出来的萧索、沉潜、轻灵之境,对宋词中典型意境的营造影响较大。

杜诗意象对宋词的影响论略

杜甫在宋代备受推崇。杜诗中塑造了大批典型意象,相较于宋诗多喜其中的鹰、马等硬朗意象,宋词偏取诸如"鸣鸠乳燕"、"引雏巢燕"、"留人樯燕"、"衔泥归燕"以及"江城归雁"等纤巧意象。除此而外,杜诗中的"豪爽少年郎"以及《醉时歌》中的人物意象群等也颇为宋词所关注。

晁说之诗歌“好议论”论略

晁说之诗歌好议论,主要通过咏史、咏时事、渴望中兴体现出来,其怀念亲朋故旧和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也常常离开诗题展开议论。这种好议论的特点明显地体现出其诗歌的宋调特征。

晁公遡诗歌探微

晁公遡诗歌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注重追求一种宁静闲适、清新淡然的生活情调和雄浑豪健下纤巧细腻之美。另外,晁诗长于将宋调的特质杂糅在唐音之中表现出来,诗中取象多沾溉晚唐诗风,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出对"唐音"的回归,表现有二:一是其古体诗模拟晚唐诗人描写乱离之感;二是其律绝写景记游刻画生动、传神,且诗中往往多清丽之句,有清淡闲远之风。

风雅传今日 云山想昔时——论王维诗歌对宋词的影响

王维诗风多端,或低婉绮丽,或清新脱俗,或劲拔激昂。不同类型的诗歌,对宋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大抵而言,晏几道、周邦彦等受其清丽之风影响较深,慨叹之风则沾溉刘辰翁等南宋词人为多。

遗神取貌——白居易讽喻诗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自分其诗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最重讽喻之作,在诗集中冠之卷首,认为杂律诗无足轻重,称"他时有为我编斯文者,略之可也"。然白氏的喜尚恰与时俗倾向相左:"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不仅中唐,纵观有宋一代,词中亦是不重其讽喻之作。大抵而言,白氏讽喻诗中,只有《井底引银瓶》等少量作品对宋词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并且这些"少量作品"或以女性悲欢为中心,或仅取诗歌景语,至于"唯歌生民病"之类反映民瘼的诸如"近正声"的《秦中吟》一类,宋词并未体现出过多关注。

海昌俞氏家集简论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翏莫子集》,一函六册,收录了俞超、俞兴瑞、俞承德祖孙三人之集,较之《海昌俞氏丛刻》更为完备,实为“海昌俞氏家集”。俞兴瑞早有大名,生计所迫,只得久客杭州,“卖文为生”。通过《翏莫子集》《翏莫子杂识》,或能感受这位下层文人捉刀、坐馆、交游、唱和、思亲、怀乡的真实生活;从俞超的《见闻近录》、俞兴瑞的《翏莫子杂识》到俞承德的《高辛砚斋杂著》,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个家族好言玄妙、喜谈鬼神的尚异尚奇之风。解元出身的俞承德,文武兼擅,他曾两次参加并指挥过与太平天国军队的战斗,同时他也是清末有名的山水画家,诗画齐妙。

朝鲜文学视阈中的骆宾王及其接受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流芳所及,亦影响到朝鲜文学领域。对骆宾王的文学成就,中国与朝鲜学林几无异议。朝鲜文坛通过集句、次韵、摘句、选本等方式显示出对其文学成就的关注与接受,尤其是选本,更能体现出朝鲜文坛对骆宾王文学成就的认可。关于骆宾王的立身行事、下落、墓地等,国内说法不一,其中的"失职怨望""灵隐续诗"与"归葬狼山"诸说对朝鲜影响最大。

离歌自古最消魂——《送元二使安西》与宋代送别诗词

《送元二使安西》是宋代送别诗词中最常见的取法源头之一。对诗意的展现,宋人或形之以画——如李伯时的《阳关图》——这为宋诗带来了一系列的题画诗;或于词中创制新调——如《古阳关》、《阳关引》、《阳关三叠》等;或于诗词中直袭本意、化用意象,以书写别绪离情。

《增订注释全宋词》补注举隅

《增订注释全宋词》自问世以来,嘉惠学人良多。煌煌巨作,仍有白璧微瑕之憾,表现在部分词句并未注释完备:一是部分词作化用唐人诗句,惜未注出;二是部分词作虽标明是集句词,《增订注释全宋词》亦未注出。

论宋代晁氏家族诗歌“企慕东皋”的归隐情怀

宋代晁氏家族"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对文化的重视使其逐渐形成了"博"与"异"的整体特质。或基于仕宦困顿而产生的失意,或基于对川流美景的留恋,或基于对亲朋故旧和家族往昔的怀念,他们诗歌中都有"企慕东皋"的归隐情怀。

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中,最为宋词所接受的,是以《长恨歌》、《琵琶引》等为代表的感伤诗,其次则是那些描写闲适优裕生活的篇章。可以说,"感伤情调"、"闲适生活"是白居易诗歌给予宋词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诗词借《长恨歌》或感慨小我的命运无常,或流露浓郁的麦秀之悲,或以"梧桐夜雨"状写离别之凄清,或以"梨花带雨"写花、写人、写雨,或以"分钗"叙本事、咏七夕,等等。

晁冲之诗歌“豪敛兼擅”论

晁冲之为人豪华自放,倜傥不羁,主体人格高扬,崇尚盛唐诗歌的风骨气象,发而为诗,有两种面貌:一为宋调,一为唐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宋调向唐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