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人力资本、城市社会包容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发展

精准识别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实现劳动力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城乡包容性融合发展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4—2018年共3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人力资本、城市社会包容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关系,并对不同单位体制和流动范围进行异质性分析,其结果发现:内在的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职业前景上;外在的城市社会包容度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职业发展水平,并会强化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促进效应,且个体层面社会包容度对职业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私营和外资企业、农村—城市上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维系社会公平、构建包容性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的参考依据。

黑龙江:创新婴幼儿配方乳粉组合式监管模式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基地,该省有35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企业数量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面对企业多、分布散、基层监管力量弱等实际困难,2023年初以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认真研究,超前谋划,将监管关口前移,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真正推动把优质“产出来”,把安全“管出来”,把品牌“树起来”,取得积极成效。看住“人”,持续创新全天候远程可视化监管。

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与2型糖尿病的检验指标差异分析

目的探讨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LADA)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检验指标的差异。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5月湖北麻城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初诊T2DM患者174例为研究对象,其中LADA患者30例(LADA组)、T2DM患者144例(T2DM组),检测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抗胰岛素细胞抗体(ICA)、抗蛋白络氨酸磷酸酶抗体(IA2)和胰岛素自身抗体(IAA),分析LADA组和T2DM组胰岛功能和代谢指标。结果LADA组GAD、IA2、ICA、IAA阳性率分别为56.67%、13.33%、36.67%、26.67%,明显高于T2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ADA组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 hP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明显高于T2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ADA组C肽水平(FCP、1 hCP、2 hCP、3 hCP)明显低于T2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尿糖、糖化血红蛋白、餐后1 h、3 h血糖、尿酸(UA)、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血脂(TG、TC、LDL-C、)血沉(ESR)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ADA患者胰岛自身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单纯T2DM患者,FPG、2 hPG、HDL-C也明显高于T2DM患者。

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形象建构——基于新冠病毒语料库索引行的文本挖掘分析

以新冠病毒语料库中涉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报道为研究语料,借助KH Coder和LancsBox软件分析大湾区所在索引行高频词和搭配词及其共现网络,并选取高度关注大湾区的媒体作为分析案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国际网络英语媒体持续关注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构建出比较积极的大湾区形象;对大湾区的报道视野较为狭窄,形象建构较为单一;其根源可能是媒体为了满足所在国家或区域政商精英对大湾区建设的信息需求使然。以上发现对我国境内外宣媒体在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如何满足国际大众的多元信息需求,讲好大湾区故事,建构立体、真实、全面的大湾区形象有一定启发意义。

扎实开展班级管理促进人才全面培养

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总结了班主任工作要点,那就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学生发展方向,做细做实班级管理,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促进人才全面培养,有助于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尽其才”的班级建设目标。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产业生态化转型的IOOE模型分析——基于工业部门2003-2012年数据的实证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撑,产业生态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应将生态环境作为产业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目前以产业生态化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将产业生态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进程的研究甚少,忽略了产业生态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哪些特点,该怎样去衡量这个过程等问题。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约束条件的扩展,引入生态包袱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占用,从投入、占用、产出与排放四个角度构建全面衡量产业生态化过程及阶段的IOOE模型,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例,分析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区域工业生态化转型过程,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工业投入逐年增加,污染物排放逐年减少,是产出增加的主要原因,占用量逐年增加使得其对产出仍然表现为阻碍作用;2我国工业生态化已经跨越了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发展,正处于向生态文明型转变的过渡阶段;3东、中、西部各区域间生态化阶段的不同符合各区域产业发展现实,如何在保持区域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整体产业生态化是未来产业发展重点。

“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

当今中国农民工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而是已经在内部产生了分化。本文主要通过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世纪之交前后我国出现“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微观层面的原因,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是最需要市民化也是最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但同时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

低碳经济对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启示

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目前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武汉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特定的制约因素,需要建设性地降低碳的排放。文章通过介绍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指出低碳经济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在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工业化中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结构对武汉城市圈资源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文章通过分析武汉市的生态足迹赤字和脱钩(节能减排)发展情况,指出武汉城市圈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得出建设"两型社会"会对降低碳的排放起到促进作用的结论,并在体制、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做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准备。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基于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的现实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其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环节和制度创新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估算了1995—2009年期间我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从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的角度,对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系数,分析其具体影响,并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情况看,各省的碳排放均来自第二产业和燃煤;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变化和碳排放系数变化对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选择路径及制度构建等一系列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文章在学者们研究成果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灵活性原则,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选择路径与制度安排。并以养老保障制度为例,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创新。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

在我国的"三农"建设工作中,无论是立足于"农内",还是着眼于"农外",基本上都不是主要依靠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来进行的。宏观的、外部的因素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决定于内部因素,尤其是农民素质。传统农民的基本特征为生产方式上的小规模生产性和自给自足性、思想观念上的小农意识、社会地位上的依附性,这些基本特征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发展农村教育,创新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促进农民的城乡双向流动,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三峡库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现状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三峡库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状况直接关系到三峡库区土地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实现三峡库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分析了土地资源承载力概念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3个发展阶段:人口承载力阶段、综合承载力阶段和生态足迹阶段;并根据三峡库区的特点,设计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承载力计算方法,运用最新的有关数据,对库区的耕地、森林植被以及饲草的承载力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库区人地关系非常紧张,森林植被分布不均,而饲草供应则非常充足。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加强库区植被恢复,发展柑橘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提高库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针对性对策。

农民工医疗需求、供给与制度创新

目前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低,其医疗保障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基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并结合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结论显示,农民工的年龄、性别、职业、务工年限、恩格尔系数以及家庭人均收入对医疗保险需求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在逐步回归过程中,反映农民工收入的指标对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从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方面存在着供给不足与供给错位的问题。因此,必须将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与制度供给结合起来进行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重新解读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为多学科所关注的概念和现象 ,对此概念正确认识的意义往往超越了理论的范畴 ,而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的社会政策和实践。在考察了现存的多学科的城市化视野后 ,笔者进一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探讨了城市化的深层次涵义 ,从动态发展观探讨了城市化的全过程涵义。深化这两个方面的认识 ,对于深入解读中国的“滞后城市化”和重新定位 2

考虑PM_(2.5)影响的我国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减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同时兼顾环境,成为目前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投入要素利用率的提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雾霾污染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大背景下,将PM_(2.5)作为具体的污染变量引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对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环境污染情况,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PM_(2.5)替换传统计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中的非期望产出指标,利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和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估算2001—2010年全国29个省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通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重心落点及演变轨迹,分析我国各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情况及其变化。结果显示只有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每年都在提高,其他地区都呈现总体下降状态,年均下降1.03%,这与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形成鲜明对比,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以要素投入增加来驱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重心均落在河南省境内,表明各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变化程度相差不大,导致重心移动范围不大。最后通过分解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析各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原因,发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的,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是技术水平恶化和效率低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