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与“反钓鱼”——配套性转移支付过程中的博弈

配套性转移支付是一种重要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在实施这一政策当中存在着所谓的"钓鱼"与"反钓鱼"博弈的现象。这一现象给财政资源的运用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后果,特别是对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地方公共服务有不良影响。应当逐渐使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关系达到平衡,将配套性转移支付逐渐向财力性转移支付转变,并加强对专项支付的监控,这是未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

政策执行偏离的决策模式研究——以山西省X县农村低保制度的实践为例

政策偏离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热点。运用这个理论视角来考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执行过程,就会发现该项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偏离。这种偏离集中表现在较低的理论低保标准与较高的实际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不规范。这种偏离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决策模式。这种封闭、自利、单向度的决策模式非常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偏离。所以,必须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建立起多元、互动、协同的网络化决策模式,从根源上减少政策执行偏离的可能性,实现政策过程的科学化。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乡村变革中的公民意识——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的文化动力分析

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村落社区建设实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村落社区内部开始改变传统社会以来积累下的关心个人、公共事务冷漠的文化现状,逐渐出现一种有着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以及关心集体事务和利益的公共意识,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为公民意识。这一意识是村落社区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当然,这一公民意识也是有限的,还具有明显的村落本位色彩。要帮助农民开拓事业、树立更加广阔的视野是未来公民意识培育的关键。

部门—地方—经济实体非正式同盟——地方腐败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成为腐败的多发地带,而地方腐败越来越呈现出集团化、隐秘化的特点,这种集团化和隐秘化腐败用组织社会学方法来分析,可以称之为“部门—地方—经济实体非正式同盟”,正是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经济实体三方核心人物之间出现了非正式的内部联盟,地方腐败问题才不断出现,并变得难以发现和查处。这一同盟具有不同于一般腐败的特殊性和严重性。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都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将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社会管理中,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管理平台来调动行政资源,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种模式尽管提高了社会事务的处理效率,但是其作为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却与改革开放前曾长期实行的"单位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强调政府主导实施社会控制,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忽视社会本身的发展。立足现实实践,应当引入网络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使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达成社会的善治。

可追溯机制的逻辑与运用--公共治理中的信息、风险与信任要素分析

可追溯机制在食品质量和药品安全的公共治理中逐渐浮出水面,成为2007年流行的治理模式创新。这一机制主要是一个信息记录的体系,包括了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四方面要素在内,形成了一个产品循环的网络图。这一机制就是要建立全方位的信息跟踪机制,以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为基本载体,及时追溯每个产品的产地、时间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一旦出现质量和安全问题,可以及时追溯主要责任人,让该责任人来承担相关责任。该机制的逻辑是以信息、风险和信任三大要素为基础,并根据这三大要素建立起相应的信息风险责任机制。这一机制对地下市场的治理也有着重要作用。

共享经济的产权结构及意义——以共享单车为例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产权私有,收益共享",其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是"互联网+"下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包括三个参与部分:供给端、需求端、互联网共享平台。共享经济的产权结构与三个参与部分互相对应:所有权对应供给端、管理权对应互联网共享平台、收益权共享。产权明晰是共享经济的边界,发挥激励功能,提高经济效率,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最终实现收益共享。"产权私有,收益共享"的共享经济形态对当今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经济形态是一种高效经济、生态经济、人性经济、共赢经济,可以达到管理高效化、产业生态化、服务人性化、社会和谐化的良好目的。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官僚机构实行国家管理的结构。党是国家管理的核心。因此,党的组织行为方式明显地影响了官僚制行政的方式,具体来说使得公共行政表现为三方面的特征:公共行政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和人格化。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公务员信用体系的投诉机制研究

对公务员工作效能低下及违纪违法现象的投诉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形式。但目前我国公务员投诉机制由于存在着诸多不足,也没有形成统一可操作的系统,使得公务员投诉效果并不理想。促进公务员廉洁奉公和有效抑制公务员系统的腐败现象,就必须从社会信用体系角度入手,结合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新的网络投诉机制。这一机制包括投诉、管理、反馈与处理以及保护等几个环节。

从私人性到公共性——论公共权力的属性和归宿

本文试图从权力的两重属性 (即私人性和公共性 )来梳理权力的内在运行法则。本文认为权力的私人本能性是促使权力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动力 ,而社会资源的稀缺就会造成资源占有者对缺乏者的支配。这种支配性权力就是控制权。与支配性权力相对的是个人自主性的行动权。正是行动权 (包括人的行动和言语 )赋予了个人自我展现的能力。按照私人性逻辑生成的公共权力将会对社会道德责任造成严重的压力 ,所以本文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其间涉及三个主要的变量: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按照洛伊的分类,政策可以分为构成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三方变量的关系和行动各不相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总体来看,政策三方之间是在最高中央权威下互相之间有效妥协的结果。然而,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消极妥协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亏空。

廉政信用机制:网络时代反腐倡廉的模式创新

过去的反腐败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在前期相关经验基础上建立一种具有最容易操作和执行的杠杆的新机制——廉政信用机制是一种反腐败方式的创新。该机制以网络时代信息和信用两大要素为杠杆,建立廉政信用档案,记录领导干部的三类信息,并及时向社会披露,以此来评定他们的信用等级。然后以信用等级来调控领导干部的行为,使得他们在信用等级的可感知压力下,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这样能使反腐败工作信息网络化、操作明细化、参与民主化和效能优良化。

政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对手、俘虏到臣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概括了社会生活中"人质情结"这一特殊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心理领域,在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在政治生活中,一旦具备了与产生这一现象类似的条件,它同样可以形成类似于绑匪与被绑架者之间的关系,即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逐渐形成的从对手、俘虏转变为臣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长期存在影响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从其产生条件入手,选择适当的方式来防止政治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

公共治理的死结:地下市场

当前公共治理存在一个死结,即地下市场。地下市场具有寄生性、隐蔽性、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传统的治理策略没有特殊的效果。必须改变传统的粗放—运动式的治理策略为精细—日清式治理。这种治理的特征是常态性、日清式、小范围调适、职能明晰。而要建立这种机制又必须依靠三种变量来建立具体的运作机制,这三种要素是信息、风险和价格。以此三种要素为核心建立的新机制将能够有针对性地克服地下市场这一难题。

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历史分析

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不信任文化中的非人格化管理——匿名评审、年龄界限与一刀切现象的综合分析

匿名评审、年龄界限和一刀切三种现象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其内涵却存在着一种共性,即凭借一种貌似客观的技术、数字和理性规则来实行管理,希望以此来克服管理过程中个人主观因素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种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非人格化管理,它产生于不信任文化的背景之上,相信技术而不相信个人的能动判断。这种管理模式落后于民主化和人性化的社会进程,必须用一种信任管理模式来替代它,重构和谐、创造、能动的管理关系。信任管理以人为中心,强调负责任的个人对公共政策的主动执行;信任管理是充分授权的管理,并不是完全依赖技术的控制力来实现集权化从上到下的管制;信任管理也是开放的管理机制,吸收环境中的支持力和压力要素,与环境展开积极的互动。信任管理是和谐社会的管理机制。

公共治理的“自行车难题”——政府规制中的信息、风险与价格要素分析

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