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感性与学术理性的润化和融通——论刘跃进散文创作的艺术策略

近些年,著名学者刘跃进先生创作了一批散文,或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或回忆恩师前辈的往事,或围绕学术问题展开言说,打造了学者散文的独特风景,受到读者广泛的青睐。这得益于他采取的独特的艺术策略:一是在叙述中凸显“微场景”;二是对真实人物进行素描式雕像;三是在叙述中突出浮雕式细节。这些策略融入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深刻的人生体验,形成了文学的活性,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非常态的三维放大与扭曲变形——从人物关系预设看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戏剧预设的人物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他总是赋予每个人物多重身份,承担着多种戏剧任务,建构起网状的戏剧关系,形成多向的性格冲突和内在的心灵冲突,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引导受众的审美注意;剧中人物总是被预设在由亲缘关系、情感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等主导的复杂三角网络关系之中,始终处于一种动作之中,融视觉、触觉、听觉以及动觉于一体,产生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张力,使受众持续保持审美期待;人物之间的关系总是被主体欲求所主导,不仅将三角关系异化为一种非常态,而且有意扭曲、变形、彰显和放大,产生一种惊奇效果,使受众始终处于心理优势之中,从而增强审美的欲望。

论曹禺戏剧的光色艺术及其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创作非常重视光色的运用,它不光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营造了强烈的剧场性。在曹禺的戏剧中,无论是开放性场景的光色运用还是封闭性场景光色的运用,都非常真实精细,但以开放性场景的光色为主。曹禺善于把握光与色、明与暗、强与弱的效度,从灯光的运用到日光等自然光的采用,灵活运用内外结合的方式,通过色调变化和光线强弱的对比组合,巧妙把握和发挥光色变化的效能,优化了戏剧效果,显示了自己的审美追求。曹禺总是从整个戏的艺术表现与排演要求出发进行光色配置,充分利用光色的动态变化、亮度强弱、色调调配来凸显思想意蕴、深化人物描写、表现戏剧转场和推进情节发展,显示了突出的审美功能,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

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指向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之魂,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型。鲁迅自小接受大禹文化的影响,承传和张扬着大禹精神,在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大禹文化原型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小说《理水》中。鲁迅从历史取材,以大禹治水来镜照现实的荒诞,以历史来影射现实,对英雄的大禹予以张扬和歌颂,对民族国家革除现实弊端和摆脱生存危机,进行了积极探索,其隐喻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口--论邹七嫂形象

小说是一种符号艺术，是关于人物的符号化的艺术书写，它通过对人物的生命状态和命运历程的描写隐喻式地反映生活，表现思想。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意向性符号。《阿Q正传》作为现代中国小说中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它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这是通过人物形象塑造的符号化处理完成的。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符号化地深刻揭示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与精神弱点，

关于《雷雨》首演的深度考证

本文在刘克蔚考证的基础上,对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3日首演《雷雨》进行了深度的考证。通过原始史料的发掘,对回忆者景金城的春晖身份及其回忆的真实性、参与指导和演出的师生的春晖履历、春晖中学排演话剧的优良传统进行了认真的甄别与考证,纠正了刘克蔚初步考证的偏差,弥补了其不足,证明和认定了春晖中学首演《雷雨》的历史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雷雨》的演出史应该重写,文学史与戏剧史的相关内容应该改写。

坚定的唯物史观和强烈的文化自信——论鲁迅对大禹文化的信仰及其对大禹精神的传播

大禹是历史人物,不仅有口述的传说,还有文献记载,且被考古学成果所证实。因为这三个历史叙述的话语系统互相印证,因此大禹作为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人物的客观存在不容置疑。^(①)随着历史的演进,大禹文化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原型,沉潜在民族主体意识和心理的深层,成为中华民族永不衰竭的内在精神,不断被传承和光大。鲁迅是现代中国的"民族脊梁",他对大禹十分敬仰,大禹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使他自觉地去传扬大禹文化。

论魏金枝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

魏金枝的文学创作是以新诗为先锋的。他的白话新诗显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不仅反对封建保守思想,批判社会黑暗,而且关注底层人生,唤醒国民精神,又热情歌颂五四时代新潮,强烈表现对新时代的向往与追求,展示了一个五四青年积极进取、只争朝夕的主体姿态与思想情绪,反映了激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从艺术上来看,魏金枝的新诗自由质朴、沉郁率真,没有任何顾忌与任何束缚,既不作无病之呻吟,又不刻意谋求技巧,真情倾吐,倾心而出,显得自然清新,形成了沉郁悲愤的风格。正是这样,他的诗歌显示了崭新的气象,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为早期白话诗坛乃至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坛增添了活力。

中外剧场性概念的偏失与辩正

中外学术界关于剧场性的概念主要有十种,本文对各自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辩正,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于改革本科毕业论文的组织和指导模式的初步构想

当前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现状不容乐观。无论是从完成的方式看,还是从论文本身看,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高校自身来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势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将本科毕业论文这一独木桥改成毕业论文与实践报告并举的双轨;并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突击式教育改为习惯性养成教育;优化指导,相互协调,以遴选制替代配给制;将一对一的指导转换成有多人参与的混合指导。从而切实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刘大白与辛亥革命

刘大白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1905年,他加入光复会,投身革命事业。1910年起,他编辑《绍兴公报》,积极宣传革命。面对绍兴封建顽固势力的投机"革命",他进行坚决斗争,力主易帜。在袁世凯阴谋篡权的过程中,他予以大力揭露和批判,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力主征讨。最后被迫流亡海外,但始终心系革命。应该说,刘大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左翼文学中的“另类”风景——魏金枝短篇小说《奶妈》的文本解读

《奶妈》是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艺术精品,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显示了魏金枝的小说艺术成就。其审美价值尤其隐藏在叙事策略与文本架构之中。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人性化的审美视角,运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开放性叙事与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相结合的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三重文本共存的先锋性的文本系列建构。这三个文本我们分别命名为"核心文本"、"全文本"和"中介文本"。核心文本是讲述奶妈故事的文本;全文本是讲述小客栈里所有人故事的文本;中介文本讲述的是鹏飞先生和奶妈关系的故事。文章对这三个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三个文本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种复调效果,使作品产生了艺术张力,丰富了思想意蕴。《奶妈》是魏金枝书写"革命者的人性"之路的开端,是革命文学与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收获,开辟了左翼小说的新视野。

论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的思想向度与诗意追求

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具有重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从其书写的历史来看,伟大的抗日战争是由民众的呼号呐喊和中国共产党等党团组织积极倡导而推动政府最后正面主导的民族圣战;它一开始就高扬起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思想大旗,显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其揭示的精神动力来看,它是中国人民基于救亡使命,在世俗的家族伦理要求和民族国家的伦理规范的合力推动下展开的,形成了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意志,这正是抗日战争最终能够以弱胜强的内在原因。它以精巧的构思和人性的书写突破了政治宣传的不足,显示了对诗意的追求,展示了艺术描写的深度,产生了较强的审美感染力。因此,中国现代抗战广播剧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艺术新质,无论从政治宣传还是历史书写或者是艺术创新上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播剧的现实主义审美向度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广播剧呈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向度。一是紧密围绕着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情势和现实生活去取材,显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审美取向。二是以正向的艺术笔调进行描写,着力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显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三是讴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呼唤为国效力,显示了坚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四是表现儿童生活和情趣,着力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也是其现实主义审美向度的重要表现。这些作品都塑造了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汉语+”:固本强基 多维协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汉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出现衰微现象,既有国际、国内的外部原因,也有专业建设的内部原因。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深入分析此专业出现的各种状况及其原因,充分发挥外语院校的优势,利用较强的专业师资优势,实施“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仅突出汉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固本强基,而且采取“+外语”,尤其是“+小语种”;“+实践”,尤其是“+海外实践”;“+互联网技术”,尤其是“+跨境线上汉语教学技术”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多维协同,强化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显示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自身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可能性。

论鲁迅与绍兴戏的互动关系

作为母体文化的绍兴戏与鲁迅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丰富多彩的绍兴戏对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进行了最初的启蒙与滋养,不仅使鲁迅从中承传着越文化精神,而且使他接受了社会人生的教育,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底层悲苦的人生状况有了初步的认知和理解,还使鲁迅受到了戏剧教育,积累了戏剧知识,培养了戏剧审美的经验与情趣,奠定了鲁迅赏戏论剧,指导戏剧创作的基础,同时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鲁迅对绍兴戏十分的钟爱和关心,既高度评价了它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引领人们走进绍兴、了解绍兴戏、把握绍兴文化的强大内驱力与裹挟力,又对绍兴戏存在的不足给予了诚恳的批评,饱含着对保存和发掘这一家乡文化资源的真挚期待,而且鲁迅丰富而伟大的人生与文学作品为绍兴戏的创新和发展积聚了先天性与血缘性的营养与资源,为绍兴戏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禹治水统摄下的女娲—涂山氏原型的融合与变形——论小说《补天》的文本症候、文化原型及其思想意蕴

大禹原型影响鲁迅创作是多种形态的。除了《理水》是直接取材于大禹治水故事之外①,还有一些作品也或强或弱、若隐若现地受到了大禹文化原型的影响。如《药》写于1919年4月,作品中被杀的夏瑜是以秋瑾为原型的,表现了革命者与民众的疏离,但这个人物形象隐隐约约透露出大禹原型的影响。夏瑜,夏禹也,是大禹的转换与变形。夏瑜与世俗大众的隔阂,与《理水》描写的大禹治水时遭遇的环境是一致的;夏瑜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精神是一致的。自然,大禹文化原型在这里的影响还是隐约的。相对而言,《补天》接受了大禹文化原型的影响则明显得多。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刘大白

刘大白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20年5月他参加了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的名义召开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8月又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来因工作、身体原因以及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不满而退出。但他并没有倒退,而是积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理论的积极宣传,指出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应该做俄国的朋友,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进行彻底革命,并批评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参与组织和领导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组织"悟社",在他家里催生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

生命扭结与对抗的主体呼应——从戏剧冲突看曹禺戏剧模式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这与他提炼的戏剧冲突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将戏剧动作和冲突建立在主体心灵中的生命期待与追求之上,形成一种生命依存与命运纠葛的关系。他将动作的外在对抗性和内在矛盾性的冲突过程予以精巧的编织,始终抓住蓄势、聚焦、节奏这几个关键词去营造更具艺术张力的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剧场性,对受众的情绪形成影响与控制,主导着审美接受心理。惟其如此,他的戏剧冲突形成了四个最能感染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