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科学认识人口新形势 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2023年9月7日,在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了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推动东北振兴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加大支持力度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加大对东北高校办学支持力度,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先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也是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剧、城市人口收缩等人口问题提前显现。同时,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基础雄厚、教育资源丰富、城市化水平较高、生态环境良好、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等方面的优势。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保持适度人口规模,持续提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强化人才政策,优化人口布局,引导人口流动迁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银发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推动社会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2018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从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出发,探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果发现:再就业可以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此外,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低龄老年人的银发消费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其生活满意度。总体来看,再就业是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聚焦核心群体,继续推进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从“增收入”“缩差距”“减负担”“强赋能”四个方面,提升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缩小城乡老年人资源禀赋差距、减轻老年人隔代照料负担、激发银发消费潜力,最终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及应对策略

利用2010—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200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和婚育观念转变的总体趋势,并探究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推迟,婚姻稳定性减弱;初育年龄推迟,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兼有传统型和现代性的双重特点,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社会包容性较高、生活方式转变、经济成本压力、户籍制度壁垒是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缓解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加强社会意识和教育,塑造新型婚育文化;增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减排研究》评析

纵观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虽然是资源集约利用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相互促进,但城市化带来的碳排放量显著增加,日益加剧全球性气候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十亿级人口的国家之一,作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随着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探讨如何制定有效的人口城市化低碳战略政策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由王桂新教授等主编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减排研究》一书为中国在人口城市化发展中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

渐进式延迟退休:致因、机遇与进路

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负增长加剧相互交汇的老龄社会新常态,恰逢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周期,构成实施渐进式退休改革的时代背景。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当前亟须紧紧把握“一大致因”“二重机遇”和“三个关系”,这是理解并支撑延迟退休改革落地的关键。老龄社会是延迟退休的核心致因,人口结构变化规律表明我国已处于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机会窗口后期,参考先行国家经验,及时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释放长寿红利和增进老年人福祉赋予延迟退休二重机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潜力巨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同向提升,助力在问题应对中转危为机,寻找问题的化解之道,发挥制度优势。面向未来,建构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进路应主要聚焦于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养老保险构成的三个关系,亟需围绕这三个关系完善延迟退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配套支撑措施,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就业体系、产业结构全面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行动方案和坐标参考。

在老龄社会视域下推进全面的适老化治理

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交叠并相互强化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深度老龄社会成为中国基本社会形态。既有的经济社会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老龄社会,迫切需要一场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期和全面性的适老化治理。与世界老龄社会先行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适老化治理面临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老化和人力资源不适配等人口基础挑战;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实践资金支持等社会架构挑战;高龄老人养老、数字社会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风险防范挑战。适老化改革亟需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理念,将适老化治理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框架,从思想适老化、兼顾硬件和软件改造、推动覆盖全域等层面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学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变动是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和分布等所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长远、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率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信心、决心、耐心和恒心。应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分布等方面全面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以增进民生福祉的视野、整体性思维构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及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分析,从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平等观念两个维度研究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及性别平等观念均日益改善,但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滞后于性别平等观念的转变,导致育龄群体在追求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因此选择推迟婚育,并最终使生育意愿降低。在性别平等程度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仍处于中低水平,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滞后于欧洲国家,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且家庭支持政策落实较好的国家更有潜力提升生育水平。由此提出继续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加快家庭支持政策改革与调整,促进家庭内部合理分工,增加对双职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加快落实托育服务等政策建议。

银发经济:人口老龄化的新机遇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这是继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银发经济”再次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金牛、原新:银发经济的有效市场正在形成

8月26日,国务院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九次专题学习。其中尤其提到,要大力推动银发经济扩容提质,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和推广,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场景,强化质量监管,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基础、战略导向与路径选择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等经济发展新要求相叠加,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人口发展新形势相交织,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统筹经济新要求和人口新形势的时代课题。银发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银发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的日新月异,夯实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口基础。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联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协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构成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未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沿着打造高质量供给体系、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强化要素环境支持体系的基本路径前进。

原新：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成就简评

1．评价中国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要有大视野，大尺度的眼界。 在空间上，要把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成就放在全球人口变动中去评价，我国影响的是占人类数量1／5全球人口的变动格局，对世界人口变动的方向、变动的速度、

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未来发展的人口基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老年人是社会财富而非包袱,创新认识老年人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势在必行。我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长寿化与少子化并行、年龄老龄化与能力年轻化并存、寿命持续延长与退休年龄停滞同在、受教育年限增加与生命周期的生产性时长缩短共存等一系列矛盾。现行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均以60岁为老年门槛年龄标准,这是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定的男60岁、女55岁和50岁退休的年龄标准,与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及未来已经严重脱节,亟待改革。21世纪中叶以前的平均预期寿命继续延长、低龄老龄化特征以及同一年龄节点的老年人能力“年轻化”趋势,创造了重构老年人年龄和改革退休政策的窗口期。基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深入分析,提出在实践中增强老年界定和制度安排的灵活性,促进理论和政策向老年人口“年轻化”的现实靠拢。未来建议:一是完善以弹性退休为主导的延迟退休配套政策,将退休时机的选择权交给个人;二是施行平滑渐进式的退休过程,让退休过程与个体的衰老过程相吻合;三是制度支撑和民生牵引共同保障老年人劳动意愿充分发挥,助力粗放的人力资源开发方式向精细化转型。

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和改革之路

当前及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结构性变量。人口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但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将会带来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家庭功能和发展能力削弱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强理性认知、凝聚社会共识,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思想,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的良好局面;将适老化转型融入坚持改革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体系框架下统筹布局,推进及时应对、综合应对、科学应对;统筹各方资源,激发整体活力,推动对基础设施等“硬件”场域的适老化改造和制度、文化、数字智能应用等“软件”场域的适老化转型。

人口规模巨大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是我国既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

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死亡和迁移是决定一个区域人口发展变化的三大核心变量。其中,死亡是不可人为调节和控制的事件,死亡率随经济社会进步不断降低,寿命持续延长,是一个刚性变量;迁移是一个调节变量,对于国际迁移人口规模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而言,只能起到人口在国内不同区域腾挪再分布的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落户”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部门就业即可破除户籍藩篱,进而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利用2011~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公私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每降低一个单位,流动人口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将会下降1.2%;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发达地区高行政级别城市流动人口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最高。第二,非农户口流动群体相比于农业户口流动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城市落户门槛下降时,非农户口流动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第三,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女性在服务业等相关行业比较优势突出使其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高学历女性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也明显提升。第四,城市落户门槛下降会通过减少流动人口福利获取成本,从而降低其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福利获取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比为9.683%。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数量和质量二重效应

人口红利是人口机会在政策环境激活下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劳动力表征的数量型人口机会收缩,教育人力资本表征的质量型人口机会迅速扩张,积极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以抵消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退逐渐成为共识。考虑教育结构的异质性,构建教育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表征质量型人口机会,通过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应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数量和质量二重维度;以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型背后的人口动力也在同步转型;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数量和质量二重效应并非绝对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主导性差异的互动关系。南北方地区存在异质性特征,北方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对数量维度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南方地区却不显著;南方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结构指数对质量维度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北方地区却不显著。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数量和质量二重效应的发现,为未来深度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提供分区施策的实践启示,对深入建构具有中国话语权的人口红利理论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