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三重面向、内容构造与优化路径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问题,是防范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台湾地区居民地位具有“待解放的中国人民”“特殊的中国公民”“同等待遇的中国居民”三重面向。相关立法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逐渐趋向具体化、同等化和常态化。当前,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落实同等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内容构造。其中,“居住地”标准是优化落实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基础,权利义务是其规范内核,政策则对法律规定起着引领、实施和补充的重要作用。为切实提升台湾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建议接续推进身份管理模块化、推动同等待遇实质化、逐步实现权利义务体系化,形成优化台湾居民法律地位的系统方案。

群文阅读教学低效反思及对策

群文阅读教学本是针对单篇阅读教学应运而生的一种阅读教学新常态,它的初衷是让学生读得更欢、更多、更快、更深,更接近“常态阅读”,更具有结构化、探究性和创新性的新型阅读。但据笔者最近观察我区域内实验教师执教的群文阅读教学研讨课以及各级各类的群文阅读教学展示课、竞赛课,

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组织悖论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而行政审批改革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重点是行政权的配置,通过行政审批权的分解、整合和下沉,逐渐迈向合作治理行政体制。然而,行政审批改革致力于建构新的权责分配体系和培育新的治理机制,根除"条块分割"体制的制度障碍,但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组织基础恰恰是"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致使行政审批改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对此,行政组织结构优化是因应之道,且需要行政组织法的规范、引领和保障行政组织结构优化,提高行政审批的效能。

“两法”衔接的合作治理——以信息机制为中心的分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具有多重性、双向性和动态性,不仅包括二者之间的程序对接,还须审视二者的内部组织衔接,以及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区隔机制。目前,"两法"的衔接制度虽然有很大改进,但仍处于结构性失范的境况,这不仅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自身问题的延伸,还与法律规定、组织机构、政绩激励等密切相关。应该构建"两法"衔接的合作治理机制,非对称信息是合作治理机制的主要约束,信息能力、信息交流和信息工具等信息机制是合作治理实效的关键,而激励合约是规制信息不对称和发挥信息机制积极作用的出发点,但须通过制度的构建来实现,主要包括组织整合、信息生产和责任共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学研究:一个学术脉络的考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的可面向国际交流的话语,具备转化为法学学科范畴的有利条件。十年来,法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逐步深入,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不断推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作为研究基础的法理阐释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有助于国家内外法治秩序的互动,中国传统法文化与现代西方法治思想融合迭代,以及全球化时代法律权利的观念更新。在作为学科特色的法律发展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不仅从规范法学层面挖掘其规范性意涵,而且对部门法学、领域法学的价值形塑与话语支撑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为实践路径的法治建构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贯通国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兼顾平台机制建设与立法立规实践,坚持多层次、多领域、多面向的制度化路径。

后仲裁时代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及因应策略

由于受仲裁结果、岛内民意和两岸关系等影响,蔡英文当局在南海政策立场上虽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台湾角色、U型线和法律依据问题上与大陆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并逐渐摆脱马英九时期南海政策框架,走向浑沌化、差异化和工具化。这实质是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延伸,意图切割两岸的南海联结,大陆须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其"去中国化"趋向。

我国行政诉讼现状的反思与超越——基于近年来若干司法现象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立案难、行政诉讼和解与行政审判白皮书等若干现象,映射行政诉讼运行中存在权力博弈与妥协、法律规避与界限、政策考量的基本机制。从我国转型社会法治的特殊性、法院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司法政策的导入方面阐释,可以对行政诉讼性质的双重性、行政诉讼方式的多样化和行政法治路径的多元化等进行理性展望。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农地产权是农村土地物权和准物权的总称,包括农地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抵押物权等权利。重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产权效率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在主体、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应明确村委会对农地产权的主体地位,并明确其对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而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深层逻辑--政治维度、法理面向和“法律”论述

"政治维度-法理面向-‘法律’论述"是理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深层逻辑的基本脉络。台湾当局南海政策受限于中美、两岸和岛内政治情势,面临他者与己者、互赖与排斥、整合与对立的三重张力,但在交叉压力下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从利益权衡趋向身份形塑,攸关两岸关系政治定位。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既可以成为推动国家统一的抓手,又可能成为"法理台独"的助推器,当前主要通过法理构建为"去中国化"背书。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法律"论述逐渐由承继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叙事转向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生的台湾叙事。据此,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通过"法律"论述转换进行"去中国化"的法理建构,试图为"台独"解除羁绊甚至提供助力。

行政审批、组织重构与行政组织法变革

行政审批是行政管制的工具和媒介,而行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管制,应重视行政审批改革中的行政组织。现阶段,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组织乱象,行政审批的运作内嵌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行政审批改革从最初的权力内部调整逐渐走向合作治理,行政审批权应不断分解、整合和下沉,趋向多中心、自主治理和权力交叠的行政规制样态。为理清行政审批的边界和提高行政审批的效能,应建构以功能导向、权能独立和自主规制为进路的行政组织法。

论我国地方各级法院的宪法定位——以82宪法第123条为基点的分析

我国现行宪法对地方各级法院的归属规定得比较模糊,而《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地方各级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进行设置,并规定法院人员由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加之地方各级法院的财政、人事等归属于地方,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地方各级法院被视为地方的法院。本文基于宪法123条,通过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的整体解释,以及法院在宪政秩序中作为纠纷的裁判者、法制统一的调适者和人权保障者的学理分析和在当代中国司法功能的变迁、法院体制的滞后、法官理性的受制等现状的分析,得出地方法院应是中央的法院之结论。

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宪法重释

刑事司法关系是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产生的关系,是我国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应回归宪法文本对其进行重构。但《宪法》第135条只是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性陈述,并不是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可以分为主体规范、条件规范和目的规范,具有融贯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确定应将《宪法》第135条置于宪法文本的发展脉络,对其在整体宪法规范秩序之中所处的体系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分析,并与其他具体法律规定的关系进行融贯性解释。随着宪法的修改和社会的发展,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也有所改变,逐渐趋向法治框架下的审判中心、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这应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所遵循。

中国宪法中地方各级法院地位的规范分析

地方各级法院的宪法地位是体制定位的国家性与组织属性的中央与地方区间性的双重配置。地方各级法院的宪法地位是作为实现国家任务的组织手段,随着司法功能的变迁,双重配置逐渐不适应司法治理的需求,亟需变革。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属性应走出中央与地方的区间思维,逐渐向趋向国家性,实现组织属性与体制定位的统合,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最优统合度,但须按照司法功能绩效最大化的实质标准以及中央权重逐渐增大和适当加入社会监督的形式标准,并考虑与社会环境的契合和构建配套的组织制度。

行政判决的溢外效力: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行政判决的效力范围是行政判决效力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行政判决的效力具有个案效力和溢外效力的双重性,溢外效力是由个案效力而衍生出来的效力,具有次生性、外围性、辐射性和普遍性等特征,具体形式有反射效力、规范拘束力和参照效力。行政判决的溢外效力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推动行政法治的实现、促进行政法的发展,目前我国应该完善指导性行政案例制度、建立溢外效力的适用制度和健全司法公开制度。

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反思与重构——基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思考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国内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外在表现形态,其实质是国家结构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目前,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但其划分标准已经明显滞后,应提出"形式—实质"的二元标准。文章结合我国实际分析,指出由于特别行政区制度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只丰富了其内涵,所以据此判定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单一制。

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类型及其SWOT分析

海洋事务是两岸合作交流的重要领域。两岸海洋事务作为描述类型主要是对涉及两岸的海洋事务或涉及海洋的两岸事务的概括性意指。海洋事务是两岸最早合作的领域,也是两岸合作最为迫切的领域,具有主体多元性、问题跨界性、议题主导性和方式制度化等特征,根据相关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由于受台湾政局、两岸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既有很多优势与机会,也存在诸多劣势与威胁。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我国宪法的守正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是新时代宪法对外交政策发展的回应,符合宪法文本中相关内容的演进路径,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它体现着我国自我认识的调整与大国责任的主动承担,表达了优化国际环境以实现国家任务的积极态度与包容面向。同时,其亦孕育着以“人类整体”为主体的新一代人权观,丰富和拓展了宪法中人权的规范内涵。宪法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规范主要通过政策推进、立法细化和话语建构等方式予以实施。

国家建构语境下党章中两个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规范构造

近代以来,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织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家建构的发展进程。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的核心维度,集中体现在党章文本的变迁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党章中民族条款和外交条款不断调整,逐渐从学习苏联转向植根中国。这两类条款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始终同向并进,在整体上对中国国家建构形成合力。十九大党章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写入,在逻辑脉络、文明思维、任务导向和价值基础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国家建构的主体性。

我国陆地国界立法的实践演进及体系建构

我国陆地国界管理逐渐从政策主导到依法而治,先后经过一般立法时期(1949—1990)、分散立法时期(1991—2012)和统筹立法时期(2013—),形成了以《陆地国界法》为基础的立法体系。其中,立法目标趋向强边固防和兴边睦邻二者并重,进而统筹安全与发展;立法模式从以规范行为为主的管制型立法,迈向以规范管理机关权责配置和提供制度性保障为主的政策型立法;立法内容构造从行为规则到组织规制,通过明确中央与地方事务界分、管理部门职能配置以及社会参与机制等建立合作治理机制。《陆地国界法》结合党内法规、其他法律与国际条约等相关规定,进而构建和优化陆地国界事务的规范体系及其适用。

两岸交往中争议性议题政治化的生成逻辑及话语建构

两岸交往过程中,很多突发事件存在着转向争议性议题的机会结构,这是两岸关系结构性困境的反映。当争议性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从政治立场、政治视角和政治斗争等方面阐释时,一旦社会分歧转为政治对抗,便出现争议性议题政治化。由于认知结构的分化、身份认同的张力,以及在争议性议题的合法性与权威不匹配时,两岸双方或一方中有个人或组织通过象征符号推动民众广泛参与对抗,它就会朝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政治本身就是话语博弈的问题。在争议性议题政治化中,呈现中国内地民族/国家话语框架和台湾地区价值/台湾地区话语框架的对立,台湾地区方面往往通过民主权利话语来混淆和攻讦法治,极力构筑所谓中国台湾身份认同的话语性现实。对此,中国内地应基于两岸社会的法治共识,从理念、方法和实践等方面进行话语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