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两大类别或层面构成: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前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是直接连接这一复杂意识体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并为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输送“素材”和“原始动力”,以及决定其起积极作用的程度和其传播的速度和深度,影响其走向。后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部分,直接标示着这一复杂意识体的水准;它具有以理论化、系统化、定型化的形式自觉引导现实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功能,并推动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其发挥持续和稳定的作用,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两者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示了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逻辑上看,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两大层面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不仅会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走入歧途,而且也会损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兼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规定有多方面的近似点，如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等，这说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进行了批判，这又说明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然而,目前中国尚未建构起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使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处于萎缩状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逻辑联系,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中国意义的限定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才能够"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并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一种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

人类对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呼唤,缘于当代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和当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这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重视对这一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才能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这项研究包含三个逻辑环节:一是提出“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及其演变规律的论说,以确立全面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的历史观基础;二是据此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分为“三个层级”,即精神文化层级、全球治理机制规则层级、全球治理机制与地区或区域治理机制和民族国家治理机制关系层级,并探询三个层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复杂性;三是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转型时期的权力分散和分享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在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中的复杂性,阐释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超越目前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关系,从而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确立与贯彻的规律和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从文化根源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害最大的就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被扭曲的两个基本表现形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表现形态实际上都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所作的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诠释。从方法论上看,要从理论上破除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确、全面地认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辩证关系。

“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辨析——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框架

“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这两个命题,是历史哲学的一对核心命题,各有其特定的规范、方法论功能、支撑论断和使用范围。不能正确把握它们各自的规范、方法论功能、支撑论断,任意扩大它们的使用范围,这两个命题就会被滥用,从而使相关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陷入歧途。因此,必须对这一对命题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诠释。唯其如此,人们才能在相关研究中正确把握“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间的关系。

论李斯特关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向先进工业强国转变的思想

论李斯特关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向先进工业强国转变的思想叶险明（首都师范大学理论部１０００３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生活于１７８９年至１８４６年的德国。他理论活动的高峰时期是１９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法国和美国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蓬...

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迄今为止,在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这一鸿沟使应以中国国家与公民间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难以建构起来,从而也就不能在学界相关研究中真正彰显马克思政治哲学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要跨越这一鸿沟,只有一条路径,即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惟其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鸿沟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和构建的过程。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时代性质问题刍议

时代性质问题刍议叶险明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的性质问题，这是科学地考察现时代的一切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基点。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谈一点看法。不能用时代特征来界定时代性质如何界定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

“文化全球化”辨析

通过对“文化全球化”的逻辑规定性、“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或“文化木土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的考察,作者认为,“文化全球化”不是非民族性的,而是民族性的,“文化全球化”不是脱离开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基地的全球文化;“文化全球化”虽然植根于“经济全球化”,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特点;“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同于“全球文化”。

重新诠释两个重要历史哲学命题间的关系——超越“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关系认识中的误区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把握这两个历史哲学命题间的同构性和关联性。所谓“同构性”是指这两个命题都具有相似的防护结构,亦即都从方法论上拒斥“文明优劣”说和“各文明类型无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论断,并都在逻辑上认可对方所直接涵盖的领域;所谓“关联性”是指这两个命题中的一个命题的使用范围,在逻辑上都是另一个命题使用范围的边界。只有明确“同构性”和“关联性”,我们才能摆脱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困扰,超越“文明形态的多样”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和趋向”关系认识中的误区。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其执政能力具体地、历史地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这种主导作用,就应该树立“治理”观念,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领导与社会成员的多元化追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正确地把握和谐与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制度变革、资本积累、世界市场和需求的扩大、技术准备以及思想文化变革这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了工业革命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系统,其中,“主导条件”是制度变革,而内驱力或精神动力则是观念变革。没有制度变革或制度变革不力,且精神动力“乏力”,“世界历史条件”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和条件的发展及其作用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而整个“世界历史条件”系统就不可能获得最优化发展,即不可能朝着有利于催化工业革命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的思想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变革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但制度变革是其“主导条件”,观念变革是其精神动力。如果制度变革和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就必然会严重地阻碍当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而最终会导致这一变革的失败。据此,作者探讨了当代中国制度变革滞后的原因以及进行全面制度改革的出路问题,阐述了观念变革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

哲学批判视域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在汲取具体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前提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现实的一个重要方式。这里所说的所谓“前提性批判”是指，对人们认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的基本框架，以及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假设或先定的各种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以获得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正确认识的方法论基础。这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也概莫能外。

论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从经济必然性看,处于同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在为迟到那个“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创造着前提条件。随着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故而这两者的相似点也越来越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体制上的相互“借鉴”或相互“学习”的一个主要根据就缘于此。所不同的是:当代社会主义是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觉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发展形式,而当代资本主义则是为这种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发形态。世界历史有一个由“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发展的复杂、曲折和漫长的历程。

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

从先进生产力“世界历史性”的一般逻辑规定性、先进生产力的同构性、中国社会内部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关系的角度阐释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性问题 ,并进而从“世界普遍交往”、中国先进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规律的角度探讨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问题 ,是当前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就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要特别关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关注。作者从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规定,并认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总体性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只有正确地把握生产的国际关系、民族内部关系和民族间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才能科学地昭示“跨越”的规定性及其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等问题。

制度变革与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制度变革在新旧社会行为模式转换中以及发展先进生产力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制度性矛盾已成为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最大障碍。不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就制度变革与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间的关系而言,目前我们应该至少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和“等级本位”的体制;二是正确制定和实施引导不同利益主体的最大化追求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