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 吴业苗: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高韧性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社会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乡村的韧性治理。乡村韧性治理是乡村系统在面对自然和人为等综合因素干扰和冲击时具有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自主性空间,并通过国家权力赋能、组织资源吸纳、有效社会动员等要素提高韧性,不断调整自身结构,进而适应压力、吸收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治理过程。

让农民工更快更好融入城市

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为农民工和随迁家属的市民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乡村振兴中的农民问题与政府应对

“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是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要以农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农民问题。以农民为中心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它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最大程度地维护农民的权益,而且政府要履行为农民服务的角色,为乡村振兴掌好舵、划好桨。再者,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还要站在农民立场上,促进农民与自然、城市、市民以及农民自身的友好,努力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县域城乡共治的公共性理路——基于乡村振兴与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阐释

公共性是县域城乡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也是县域城乡共治的核心机制。受到城镇化发展持续影响,县域中的城镇和乡村公共性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乡村公共性在城镇化中大量流失,造成乡村社会主体互动减少、公共利益缺乏等问题。尽管国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加大了乡村公共设施投入和公共服务供给,部分地恢复了乡村公共性,但一些地方政府按照城市公共性逻辑再建乡村公共性,偏离了乡村有效治理对公共性的诉求。鉴于越来越多农民包括返乡农民举家进县城生活,县城成为优化城镇化结构和调整城乡关系的关键性支撑,县域中的乡村治理需要对接县城治理,并依托县城公共性兼顾乡村公共性的机制,促进县城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和覆盖,进而破解乡村振兴和乡村公共性限度,实现县域城乡高质量共治。

民生优先发展:“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实践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小城镇和城市为载体的两个建设阶段。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农民过的仍是“农民式”生活,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解决进城农民民生问题的压力。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压力巨大,以至于一些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至今仍不能充分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优先发展县城民生事业,不仅可以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还可以凭借县城“城尾乡首”的区位优势,吸纳更多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工到县城居住、生活和就业,进而在新起点上推进城镇化既好又快地发展。

内生性治理: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与路径重构

内生性治理是破解乡村数字治理外生干预困境的重要模式。基于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分析浙江省湖州市C县“文明码”数字治理经验,探究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过程及重构之路。结果表明:乡村数字治理实践转向是国家外生力量与乡村内生力量不断调适,进而推动治理主体、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的整体性转向,形成“内外结合、上下互动”的内生性治理模式。同时,在国家数字力量与乡村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构建“主体激活-策略重塑-资源赋能”的乡村数字治理内生性路径。其中,主体激活体现内生性治理的根本要求,策略重塑表征内生性治理的技术向度,资源赋能激发内生性治理的现实动力。据此,建议乡村数字治理赋予乡村社会更大的自主空间、建立上下互动的治理策略、塑造包容性资源激励机制,推动乡村内生性发展。

党建统领“四治融合”:系统机制、多维张力与优化向度

党建统领“四治融合”体系已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动向。基于系统理论视角,探讨党建统领“四治融合”体系的内在要素、结构、功能等系统机制。同时,从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系统特性全面审视该体系,发现其存在治理体系碎片化倾向、治理结构张力性困境、治理主体参与性障碍、治理模式僵硬化扩散等多维梗阻。鉴于此,立足于系统理论和系统思维,提出以系统方式再构治理体系,以政策供给塑造治理结构,以多元耦合提升主体参与,以实质评估推动模式升级等优化向度,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整体性构建和系统性形塑,推进党建统领“四治融合”体系动态演进与优化升级,进而为更好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镜鉴。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与有效救济

我国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都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合法权利的规定,但是,当前在许多农村地区,妇女及其子女无地、少地、失地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是妇女的土地权益不断受到程度不同的侵犯,她们同村民或乡村领导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是制度保障缺乏,行政、法律救济无能为力.为此,本文想就这两方面做一下探讨,以企求能有效地维护农村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权益.

乡村生育中男性偏好的社会学解释

农村生育中男性偏好根本理由不在经济、制度、心理等方面,我国农村受儒家生育文化的广泛影响,形成了与之一脉相承的生育俗文化,它潜在规范制约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作风行为。这种传统生育文化,以及由它营造的民间风俗为农民生育选择设置了多个问题情境,构造了农民生育心态上的趋同现象,并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强力作用下催生出农民偏好男性的生育行为。

农民转身: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与公共服务建设

作为与城市社区对接和并轨的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实现向市民转身的重要场域。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却忽视了它在社区城市化和居民市民化中的意义,仍把新型农村社区视为农村社会的一个部分,没有注意到农民身份将要发生的变化,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减少居民的社区失范行为,致使居民的社区适应处境出现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秉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从保证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社区居民等值公共服务着手,逐步改善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最终促进其居民向市民转身。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与“社区化”体制建构——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方面要求纠正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将行政村建制变革为社区建制;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政务再介入农村社区,将公共服务送到农村基层,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需求。由此,一些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探索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并形塑了诸多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是建设农村社区和调整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双重实践活动,有助于将政府的公共服务送下乡,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更应该凸显社区化建设这个中心,不仅要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化管理体制,而且要在社区化建设中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或职业化。

“一主多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与治理机制

以政府或以市场为主体的单中心体制都存在失灵问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与治理机制应该多元化。但多元并非对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治理的多个主体进行简单分工,应该根据其公共属性和政治属性的要求,一方面要型塑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一主多元"的供给模式,另一方面,还要构建一个与其供给模式相适应的综合治理机制,包括竞争机制、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分工机制等。

需求冷漠、供给失误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困境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事业,而且要逐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或并轨。目前,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表达冷漠,国家政策的城市偏向等,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由此,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探究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新处境、供给的新路径和发展的新难题,解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诉求少和表达冷漠问题,纠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误及其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且,还需要有效地化解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与城市对接不到位的矛盾。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农村公共服务的角色界定:政府责任与边界

从委托-代理关系看,政府按照其与民众达成的政治契约为农村社会供给公共服务,并承担公共责任。政府这一公共责任不能因为政府通过经济契约的形式把其中一部分让渡给市场或社会而转移,因为政治契约上位于经济契约,政府转移出去的只是政府公共责任的实现形式。根据政治契约的内在性要求,政府履行好农村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既要勘定政府供给农村公共服务边界,又要对具体的责任,如道德、法律、公正等进行定位。

“人的城镇化”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人的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人的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是城乡居民"同命、同权",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权益。并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是人的城镇化不断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非均等化之间的矛盾,唯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大且实现均等化,人的城镇化困境才最终摆脱。藉此,就人的城镇化实践中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精准缺乏等问题来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推进公共服务差别化供给、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国家统筹、优化公共服务项目清单、防范公共服务供给风险。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续与转换——基于城乡一体化公共性向度

城市公共性侧重于"公性",农村公共性偏向于"共性",由此,中国形成城乡两个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居村农民和进城农民生存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改革存在公共性缺失,制度的非帕累托改进未能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在当前有维护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的作用,然而,由于它偏离公共性本质,对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更大,必须终结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转换离不开城乡一体化公共性支持,需要从城乡对接、城乡统一、城乡均衡、城乡共同理性等方面进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