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利用2007年~2014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扭曲和约束不足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最终降低了环境质量,并且收入分权通过地区产业结构渠道比支出分权通过节能环保投入渠道所起的作用更大。此外,财政分权对不同外溢性环境污染的作用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应调整产业结构分布,注重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善环境税体系,建立节能环保专项基金;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晋升激励机制,遏制地方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合理制定地区污染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

腐败与公共支出结构偏离

与国际标准和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相比,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存在明显的偏离。本文从制度因素的角度分析公共支出结构偏离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腐败指数和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中腐败存在的难易程度不同,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支出结构。文章利用1995-2004年的数据对中国的实践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腐败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文教支出的比重,包括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这说明,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来改进公共支出结构,必须加大对腐败的治理。

经济波动理论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学者通常运用年经济增长的环比指数描绘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波动曲线,然后再选择这条曲线中的"波谷"或"波峰"作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由此来判断宏观经济的态势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上述的坐标选取方法是不适当的,而应该选择经济"常态"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本文还认为根据经济周期来判断经济态势是不可靠的,更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依据,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根据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确定。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概念界定、地位作用和问题分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管理方式。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实施,关于其预算主体之争、地位之争等问题已在法律层面予以解决。然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虽在覆盖范围、收支安排、与公共财政预算的统筹、促进国有资本市场化经营等方面有所改善,但预算覆盖企业及资产有限,难以保证预算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收支划分有违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性质,有待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明晰化和差别化;在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时,二者的边界模糊,资金调出缺乏规范;由于资本性支出和间接的税收优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利于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作为现代化的国有资本管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善将是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基于税收管理体制对中国税制改革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目标路线图。财税改革的推进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笔者从税收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中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并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整体的税制设计层面把握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以稳定宏观税负为前提,树立明确的分税制改革方向,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将这些设计准则贯彻在具体的税制改革方案中,逐个突破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而落实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发挥税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保驾护航。

积极财政政策及效应评析

继续扩大总需求、推进市场制度安排、提高就业水平,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三年前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无疑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从今天来看,应转入“内需”、“外需”并重的政策。目前,只有进一步扩大总需求,并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提高效率,使中国经济转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对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分析及改革方向探讨

本文根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情况,分别对税收收入中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从总量、增量、贡献度以及税种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税收收入增长的经济内涵进行了阐述。其中流转税对税收构成最为重要,所得税虽然占税收比重越来越大,但容易受经济波动而不稳定,增值税作为我国重要税种之一,而"营改增"则是推进结构性减税,实施税收改革一个重要措施。最后通过考查我国税收增长过程中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结构和构建科学税收制度的发展方向。

颌下腺混合瘤55例临床分析

涎腺混合瘤(多形性腺瘤)是口腔颌面外科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大多数好发于腮腺区,而颌下区较少见。我院自1975年至1988年共诊治的涎腺混合瘤共477例。

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义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自从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开办以来,为保护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的利益,推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顺利开展,用人单位被赋予了很大的义务。但是,这些义务的执行效率却并不理想,使得它对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正面作用远未发挥,而其负面作用却十分明显。正确认识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和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调整产业结构的税收政策研究

税收是政府预算收支的主要形式，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产业结构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产业结构是由公共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完成的。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和社会公平风险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债务风险指标均在国际标准的警戒线以下,无明显债务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乘数效应,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乘数效应有逐年减弱趋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民生性支出项目对社会公平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调节作用在不断递减。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无风险,但风险正在积聚。2007年实施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证研究表明政策效果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到了考虑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述评

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缘起：政府间关系的财政分权 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是联邦主义一词的延伸，虽然它是个经济学概念，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上联邦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马斯格雷夫认为。围绕“财政联邦主义”的问题，是关于财政事务的空间安排以及在各种管辖权内对这些事务的管理。

财政管理能力问题研究——对财政科学理性的反思

本文认为国家是一个理性概念,是以民族为基础的"人"的共性概括,即"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就是公正、正义。政府是国家理性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把国家概念和政府概念混为一谈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财政的职能就是公正、正义,这是财政科学理性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人"的本质涉及到"人"为什么要存在和怎样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人"的价值。经济学中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表达的,是"人"的价值观的一种表达方式。政府"价值"管理的重点是维持公正、正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利用货币干预那种秩序下的个人偏好。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财政管理能力,关键是理性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

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方式的制度变迁及需求分析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采取的分期定额还款方式,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正外部性有效内在化,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无法使对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厌恶得到克服,制度变迁需求已经形成。

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自斯密以来约250年财政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源流变化及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阶段(1750—1860)、新古典阶段(1860—1950)、现代阶段(1950—至今)。在古典阶段,主流派主要从"生产角度"研究"国富"问题,"国家"只是作为"非生产"的外生变量来对待,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在新古典阶段,主流派主要从"需求"角度研究"国富"问题,并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社会福利"和"经济稳定"问题,但"国家"仍然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外生变量来对待。在研究方法上则全方位采用"牛顿方法",甚至于把不可用货币量化的问题排斥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在现代阶段,主流派把"国家"作为经济问题的内生变量进行研究,也涉及不可用货币量化的经济问题。但在处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又把"国家"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是极不成熟的,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基本方法方面,都还需要创新,还不足以称为"理论体系"。

关于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指淡化以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和大量农业劳动转向非农劳动的过程。这里的“县域经济”是指具有上述经济特征的经济区域,而不是县级行政区划。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上进行制度改革,局限在县级行政区划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政府要建立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制度,这包括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制度、土地流动制度、政府成本的约束制度、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等。同时对于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市管县”制度、农业税制度和农村“费改税”问题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