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文章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以1995-2010年按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拐点处的经济产出高排放强度行业低于低排放强度行业。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劳动力总量,科研投入有利于高排放强度行业减排,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减排。

浅析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

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发展电动汽车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现有的政策环境,研究提出适合我国电动汽车发展切实可行的配套政策体系,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案例指导制度能走多远?

一、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 1.功能定位：监督自由裁量权 不难发现,案例指导制度设立的动机主要源于两个不信任：一是对立法的不信任,二是对法官、检察官的不信任,制度的功能定位侧重于对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不起诉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效力——诉权契约原理

不起诉契约的核心问题是诉权是否可以放弃、什么情况下被消耗的问题,单从当事人合意行为是否属于诉讼行为进行分析不足以解决问题。诉权的属性是人权,因此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起诉契约是私法上的民事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诉权只能经当事人依法定程序行使而消耗。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公证程序均不导致诉权的消耗。任何人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诉权理论重构

传统诉权理论是罗马法诉权概念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法定诉讼"痕迹,对现代诉权理论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在深入剖析现存诉权理论的误区的基础上,提出诉权人权论观点:诉权是当事人发动诉讼的基本权能。诉权既不是一般的实体权利,也不是一般的程序权利,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人权范畴。诉权是主动的,审判权是被动的;审判权对于诉权具有应答性;诉权与审判权相互制衡。

陪审制、民意与公民社会——从河南人民陪审团实验展开

河南陪审团改革的渊源是马锡五审判方式,与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并无关联,充其量是借用了英美国家的"陪审团"之名,其动机在于化解纠纷,争取社会支持。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陪审团改革不可能完全回到马锡五时代。在公民参与意义上,这可以视为一场开凿民意与裁判沟通渠道的实验,也是一个培育公民社会的契机。为避免这一实验走样,需要警惕审判权本位的功利性可能产生的扭曲,建立民意识别装置,并对民意保持相对独立,通过充分的司法论证,用形式正义化约大众朴素的、零散的正义,保证司法活动的可预期性。

论司法的理性化——以司法目的合规律性为核心

理性是一种寻求有效方法达到目的的能力。而在确定行动目的时重视并遵循规律是人类理性的一般表现。中国司法正处于制度变迁之中,每一次政策变动都引发司法功能定位和目的调整。"十八大"把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主线是回归司法规律,并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作为发展战略。这表明国家治理结构正在向常规治理转型,司法的功能随之调整,司法目的也校正为"公正解决纠纷"。把公正解决纠纷确定为司法目的不仅是中国司法改革自我探索的结果,也符合一般司法规律。中国司法的理性化就是要瞄准这一目标,解决公正与效率、政治正确与专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与保持中国特色等两难问题。

关于法律解释的程序思维

法律解释的不确定和类似案件得不到类似裁判,是法律适用永恒的难题。法学界以往的讨论集中在法律解释方法及其依据,即形式要件与实质原则之争上。由于缺乏程序思维,已有的研究最终只能落入二择一的立场站队,割裂了法律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思维是实践理性的,以价值中立为核心,具有平等合作的精神气质,以"参与-对话-合意"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多元价值动态平衡为最终目标。程序不仅为通过法律解释整合法律的形式与实质依据提供科学的方法论,而且有助于理顺法治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找到将普遍规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可能道路。

人民陪审制改革向何处去?——司法目的论视域下中国陪审制功能定位与改革前瞻

我国法院系统一直热衷于推进人民陪审制改革,但陪审员"陪而不审"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法院根据自身需要利用陪审制,导致陪审员角色多元。陪审制与中国社会日渐疏离,其生命力堪忧。究其原因,是立法没有明确陪审制的目的,社会对陪审制的作用存在多元期待,陪审制功能定位模糊,为法院的目标所置换。因为缺乏目的论的指引,理论研究多滑向拿来主义或"存在即合理"的两个极端。陪审制的目的应该是社会期待的最大公约数,即"让裁判体现民意"。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成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陪审制的价值在于:让民意有序进入司法,加重法官论证负担,激活司法的沟通理性,用社会日常生活经验和朴素正义观来保证法官的判断符合常识,保障司法的公共理性。

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研究--新《民事诉讼法》第41条评注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了二审独任制的适用条件。其中的实体性要件“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包含了实质标准,使司法实践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合议制功能是发现不同法律意见的原则性共识,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适用合议制的理由主要不是技术上的疑难复杂,而是法律适用存在相互竞争的理由。只要不存在多个裁判意见交互对话的必要,都可以适用独任制。透过独任制扩张的制度逻辑,可以对二审独任制实体性要件进行规范解释,继而准确理解其他三个程序性要件,防止二审程序中独任制被不当限缩或扩大适用。

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简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出发 ,联系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点 ,提出在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上 ,图书馆应通过收集民族地区文献资料 ,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判决效力相对性及其对外效力

判决效力原则上只及于当事人。但在特定情形下 ,判决效力可能对第三人发生影响。关于判决的对外效力 ,国外有“反射效力说”、“判决效力扩张说”和“第三人效力说”等理论。本文从判决效力的实质入手 ,分别指出三种理论的不足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 1)判决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第三人发生“反射效力”。“反射效力”应当定义为 :判决效力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可能引起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作用。 ( 2 )判决效力只对特定第三人可能发生扩张。判决效力扩张并不与判决效力相对性规则相矛盾 ,因为判决效力扩张及于第三人 ,只是形式上的当事人发生变化 ,而实质上的当事人未变。判决效力扩张包括既判力扩张和执行力扩张。判决效力扩张应当以程序保障为前提。

论仲裁救济制度之修正——针对《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回应理论与实务关于完善仲裁救济制度的关切,建议修改仲裁裁决撤销事由,删除不予执行裁决程序,增设案外人救济途径。但是还存在撤销程序审理规则不全、案外人救济途径缺漏等问题,是否要删除不予执行裁决程序也需进一步斟酌。没有仲裁协议、仲裁庭违法、虚假仲裁和仲裁员腐败形成的裁判都属于无效裁判。无效裁判撤销程序是再审程序的一种,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当遵循无效裁判撤销程序原理解释裁判撤销事由,设计司法审查程序,赋予案外人申请撤销权。保留和完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专门为受裁决反射效力不利影响的案外人设置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对于虚假仲裁和仲裁员腐败形成的裁决,法院有主动审查权。还有必要确立检察院发动和参与撤销程序的诉讼主体身份,发挥检察监督防治恶意仲裁的作用。

督促程序性质重识与规则补正——由实践与规范脱节现象入手

由于错将督促程序性质认为是非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程序保障和救济机制的规则续造存在偏差和缺漏,无力应对虚假诉讼骗取支付令和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用“玩消失”规避支付令的行为,妨碍了督促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澄清督促程序的本质属性是略式程序,运用略式程序原理重述督促程序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对督促程序规则进行校正与补全,是提高督促程序制度效能,发挥其在民事诉讼繁简分流中的作用的必由之路,也可以为督促程序电子化创造条件。

代位执行之我见

文章针对目前理论界对代位执行的性质、执行依据及第三人异议的处理等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加以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代位执行的性质是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方法,是一种特殊的执行方法。代位执行对第三人迳行执行的执行依据就是申请执行人据以对被执行人中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这是执行力扩张的体现。第三人在指定期限内声明异议的,代位执行程序即告终结,申请执行人得通过代位诉讼确定第三人争议的债权债务关系。

审执分离与执行权制约——透过执行异议修正案的解读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执行异议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程序上的执行异议,二是把对实体审查从执行程序中剥离出去。执行异议修正案体现了程序设计运作上的审执分离要求,新的执行异议制度成为执行权制约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当前执行权性质讨论和"执行分权"论中出现的认识误区的检讨,指出审执分离的根本缘由是基于执行程序的独立性和执行权运作的规律;执行权制约机制不是"分权",而是执行救济。

浅析发展电动汽车产业的意义及其配套政策

电动汽车已成为当代汽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21世纪最有潜力的交通工具。介绍了国外发展电动汽车的政策及成熟经验;概述了我国目前发展电动汽车的政策。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发展电动汽车的配套政策体系以及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

医源性腓总神经损伤的原因分析与护理对策

医源性腓总神经损伤是指患者在入院救治过程中,因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或患者自身习惯不当容易造成腓总神经进一步压迫,引起疾病的继发性恶化。大多数患者因不能及时发现,在早期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和治疗,从而导致后期严重影响身体功能。

岸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制度比较研究

知识产权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与"三合一"审理模式,需要在管辖、证据规则等方面有适合其特征与规律的特别诉讼程序。不同于专属管辖,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属于专门管辖,是根据特定事项确定的相对集中的管辖制度。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项的司法判断,包括专利有效性、技术秘密、诉前禁令等,均需要特别的程序规则,在平等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帮助法院公正、及时地做出判断,确保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效。

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群体决策及其规制

本文以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获得的大量实证资料为基础,从分析审判委员会如何讨论以及如何决策入手,用社会学上的群体决策理论为框架,揭示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群体压力对决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指出:审判委员会讨论是中国单位制社会结构下法官司法行为"单位化"的表现,其存在是基于法官对单位的依赖,审判委员会的功能也因此而发生变异。并指出:尽管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是在短期内取消之的条件尚不具备。最后就确立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规范,实现对其权力的制约提出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