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用土地使用财产权换房产征税权

根据2016年底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调查，城镇住宅已经达到356亿平方米，相当于3．56亿套房，而城镇户籍居民不超过1．8亿户，平均每户接近2套房。实际上，在城镇户籍居民中，66％的人只有一套房，21％的人有多套房，且这部分多套房城镇居民达到人均5．5套之多。

周天勇：城市化谨防“中国陷阱”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态势仍然是人口向沿海流动，向发达地区流动，向城市流动。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对于少部分比如5％，最多不能超过10％的农民工，可以由公租房、廉租房来解决。即使这样，政府的负担也已经很重了。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能把住房包下来。而一些地方希望政府将农民工住房全包下来的想法，不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更会让中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陷入“中国陷阱”。

周天勇:未来改革的核心——财税体制改革攻坚

我认为，财税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财税体制改革，其支出涉及到预算民主化、公共服务化、人大审查和监督，其收入关系到对政府权力约束、统一国家财政和国库、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头等大事和重中之重。

推进居民共同富裕 实现社会美好生活——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

“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缩小资产和财富的差距,建设资产和财富共同拥有的社会。”周天勇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一时间,共同富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积极推进信用建设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全面监管——访经济学、法学专家马怀德、朱少平、周天勇、周绍朋、范恒山

2003年8月6日全国工商系统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规范市场秩序,推进信用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经验,推进两项改革:一是加强市场主体全面监管,推进企业信用建设;二是实施商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实行商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吴仪副总理在会上高度评价两项改革,她指出,两项改革措施的推出,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一项具体行动,是监管执法手段及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也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有力举措。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总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全局,以信用建设为重点,强化对市场主体的全程监管,进一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为了加深对两项改革措施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更好地推进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企业信用监管“金信工程”和商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工作,我们特别约请了五位经济学、法学专家进行专访,请他们就两项改革措施谈谈观点和看法,以读者。

周天勇人口结构失衡与企业成本提高导致经济衰退

目前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与经济下行有深层次的关系,而深究经济下行的内部原因又与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变化和企业成本的提高相关.企业成本的飙高,使企业逐渐失去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力.

周天勇中国经济至少还有四方面增长潜力

今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某“权威人士”的访谈文章,文中提出了明确经济未来L型增长的基调.如果仅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工业化结束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着这种（L型）趋势.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而且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创新和新经济力度,创新和颠覆性的技术;其次是服务业;第三,新的投资领域,比如最近国家发改委部署的通用航空的放开等;最后是“一带一路”.

周天勇：城管机构“潜规则”

现在很多关于城管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抓住核心问题。城市管理局这个机构很尴尬。城管问题的核心所在，是大多数城市不给城市管理部门全额拨款．这就是默许城管机构依靠收费罚款来保证机构运转，包括解决人员福利、车辆、办公等等开支。这是最不合理的。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在管理城市秩序时，不是为了管好这个城市而去执法，而是某种程度上为了收钱。这就导致了以收费罚款为目的的管理。

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基于二元体制的数理逻辑与数据测算

文章分析了1978-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认为其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及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获得财富溢值。如何使定性的体制能够成为经济分析中的内生变量,是转轨经济学研究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文章从渐进转轨和二元体制视角,寻找生产、不动产、分配和需求各领域中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标准值,还有计划行政干预下的偏差值,二者相互比较求出差值,分类定义为流量通过大小的闸口连续变量和能不能通过的开关变量,并将其组合入生产函数及其供给-分配-需求联立运算模型之中。以此数理逻辑方法,进行体制改革内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分析,解释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力来源。经仿真测算,中国无论是在供给领域,还是在需求方面,都蕴藏着规模可观的体制剩余和市场潜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未来11年可以释放在二元体制中巨大的生产能力、财富潜能和市场需求潜力,使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平均5.5%的速度。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增长潜能测算——基于体制扭曲差值内生的核算和仿真

对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用索洛模型等现代经济学主流分析方法进行来源的历史解释和潜能的未来展望,存在着模型本身假设场景与中国经济体制不符的局限。特别是如果以索洛模型计算,中国未来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5%。而1978—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24%的高增长率,潜能来源改革开放使TFP增长率由负转正、市场化改革使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使其交易获得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而土地有偿出让所发生的土地价格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则直接以生产法核算进入了GDP。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体制,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值,如何将这种差值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应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将经济增长潜能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据此,本文的分析思路是:一方面,差值乘以资源是生产、财富、收入和需求的损失,而损失除以标准值则是生产要素、财富资源、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闲置、浪费和收缩等;另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体制扭曲性剩余,改革逐步使体制扭曲值向市场标准值接近。在实际操作中,将差值(y-x)内生化入生产和需求的增长函数,仿真了中国2023—2037年的经济增长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供给侧推进要素市场化、土地和房屋资产化改革、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开发新增可利用土地;需求侧改革人口迁移、土地交易分配和住宅供给渠道体制,对外开放方面保持创新交流、稳定出口并继续引进外资,未来15年中位水平可获得GDP年均5.66%的增长率。

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对稳定增长的展望——基于二元差值的一个分析方法和框架

中国自2012年以来,由于出口需求和居民购买住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在需求侧约束方面下行压力增大。用二元体制标准值与扭曲值及差值分析法,基于需求增长函数,在原有流体内生变量基础上,引入流动闸口变量,即将差值作为分析的主要内生变量,以此建立解释需求侧经济增长下行,仿真推演需求侧体制改革对潜能释放的一个思路和框架性数理逻辑与计算方法,并对历史体制扭曲和经济增长损失,以及体制改革与未来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关联分析,结论是需要要素市场化和土地房屋资产化供给侧改革,与人口流动迁移、城乡土地和住宅交易及分配、居住多元以抑制高房价,对居民收入转移和提高民生支出等需求侧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缺一不可。如果改革协同并进展顺利,未来15年中国经济中位水平可实现5.5%的增长速度。

周天勇、许文立:中国宏观经济2021年展望

2021年,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世界经济逐渐重启,并缓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发达经济体增长5.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7%。但受到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全球排名前10的发达国家占有全球80%的新冠疫苗)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天勇、侯启缘: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即“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确保这一中心任务的胜利完成,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部署,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战略抓手。

周天勇: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拉动增长潜能大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进程已持续40多年,但是,农村中还积累着大量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2019年如按照常住人口城市水平60%看,比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剩余规模为2.1亿人,如果按照户籍城市化44%计算,剩余规模更达到4.34亿人。

科学发展观引领政绩考核导向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政府管理体系改革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发展时期，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导向需要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承担强势主导地位。作为政府管理职能变迁的核心因素，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导向和评估方法值得认真探讨。

农民工社保:避免中国世纪性的灾难

中国目前在城镇中就业的农民工有13000万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工有8000万人。从这两年的调查看,农民工实际参加养老保险的仅仅为6%左右,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也十分有限。如果此问题不引起重视,长期下去,将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成世纪性的灾难:二三十年后,甚至五六十年后,数亿不能再劳动的公民从城镇回到农村,从东部回到中西部,没有养老和医疗等保障;

农业农村体制究竟怎么深化改革？（上）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2020年注定是要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年。在这一历史时期,"三农"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为此,本刊特别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先生为如何通盘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个人解答,以期在盘点重点问题、认清内在原因、寻求关键改革中,找出破解之道和综合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农村土地交易和资本化改革,会导致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农民缺乏劳动依靠吗?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是中长期为宜,还是久远期为宜?农村土地改革,耕地放开交易等,会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危及粮食安全吗?作者在这些问题的思辩中,从经济学角度、国际比较以及中国自身实践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看法和政策建议。本刊将分两期刊登精华,以飨读者。

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目前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职能需要转变,建设成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现代政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审批范围失控、收费和罚款过滥、政府本位利益和被期望职能缺失、体制交叉繁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职能与责任不同,但都必须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对比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拉美等发展模式,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有很大的风险。城市化过程中,是发展大城市,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面,决定于创业及劳动者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进入城市成本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因素。都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怎么布局,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只能是加以引导。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新变化与中国产业发展战略

欧美次贷危机之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新动向。从国际经济发展及产业调整的大趋势和大格局看,主要新动向是:产业形态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调整;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从过度服务业化向制造业回归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从大型企业化向发展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的要素结构从过去追求技术资本密集型向重视劳动密集型调整。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动,积极调整和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是:完成第一次工业化,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并使其占主导地位;调整产业结构,与世界总体产业格局实现合理的分工、协作和循环;使工业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前十位,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互协调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