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现代,做好传统文化教育——周春健先生访谈录

瘦竹:周老师,您好!请您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教育的?为什么会关注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与您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什么联系?周春健:因为家庭的影响,本人自幼喜好传统文化。父亲是一位中小学教师,爱好文史,平日与同事雅集也常以古诗词互答,这一氛围直接影响到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

从《晚年口述》看梁漱溟对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自身思想的评价

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对梁漱溟做过一次专访,整理而成《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由这次访谈,可以见出梁先生晚年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同时揭示出其参与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渊源,以及对其一生的自我评价。在佛家与儒家之间,梁先生更倾向于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他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愿承认是一个“学问家”。梁先生认为他与毛泽东新中国建设方略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从乡村入手,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诸多设想后来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梁先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之根本点与毛泽东之革命斗争不同:一是改良,一是革命。

中山大学教授周春健谈《诗经》:现代人可以通过《诗经》认识古典中国

周春健在中山大学讲《诗经》已有十多年,其间,他看到了两个“诗经”,一个是民间的或者个人的“诗经”,一个是政治性的“诗经”。周春健的研究与讲述侧重于后者,在他眼中,《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更是一部对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经典。“两个‘诗经’是真实存在过的,《诗经》的历史,是一段真实历史,有其重要的古典哲学、政治学意义。”“《诗经》的诸多篇章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其四言体式,其重章复沓,其声律之美,其素朴情感,其反映社会之全面,其施之教化之广大,都令人对这部经典肃然起敬!”周春健说,“温柔敦厚而不愚”正是《诗经》最大的魅力所在。

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

元顺帝时期的罢废科举,体现出以许有壬为代表的儒士集团和以伯颜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在诸多观念上的冲突,大端有四:举子是否赃败,科举人才是否可用,士人是否欲求物质私利,科举是否妨碍蒙古选法。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元代科举之罢废,是元代作为"征服王朝"政治生态的一个集中体现。元代科举的推行时间较短,选拔人才有限,这是导致元代吏治腐败、运祚不长的重要原因。

《绣金匾》与中国现代革命

《绣金匾》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首经典名作,最初的词曲作者是陕甘宁边区的民间艺人汪庭有。从歌词看,他创作的《十绣金匾》体现了劳动人民对于革命政权、革命领袖的深情赞颂,属“感时”之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开国元勋相继去世,歌唱家郭兰英通过改词和变调,将《绣金匾》变换成一首表达“悼念”之情的现代祭祀诗,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发挥了重要的教化作用。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强调“祭祀观念”,从古典乐教到现代乐教,其精神实质一脉而相承。

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边区乐教新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足于1940年代中国抗日救亡的实际,充分吸取“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普遍的启蒙”的哲学命题,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教育哲学,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等古典乐教观念有相通之处。《讲话》促进了边区“革命民歌”的大量创作,促进了边区“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使当时如火如荼的“新音乐运动”发生了工作作风的转变,边区的乐教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讨论《讲话》之后边区乐教的嬗变,其问题意识不仅是文艺思想的,也是政治哲学的。

元西域人廉希宪与孟子学

在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十分普遍,廉希宪是其中的代表,被誉为色目人中理学名臣第一。在元代四书学北传的背景之下,廉希宪受早期交游诸儒或太极书院的影响,精研《孟子》,深究《孟子》性善、义利、仁暴之旨,被元世祖赞为"廉孟子"。其出处行事,亦多方面体现出《孟子》思想之精髓。对于西域人之华化,有学者表示赞赏,认为是"进夷狄而中国之";有学者则批评之,认为尚远远不足。民族、文明、政权之间的相互错综,共同构成了元代鲜活的历史。

《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

本文对“学案”的概念进行了甄别,对关于朱熹《伊洛渊源录》是否为学案体著作存在着的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应当认定《伊洛渊源录》为学案体的发端之作。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伊洛渊源录》等学案体著作对先秦迄汉诸子学术史论、正史《儒林传》及目录著作等具有学术史性质著作的营养的汲取。

编辑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

吕叔湘先生说过:"编辑的任务是把关."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编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稿找茬挑错的人.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文稿由作者完成到最后出版,编辑是必经的中间环节.而作者群由各行各业人员组成,某些作者可能缺乏文字实践经验,文稿中出现不合乎语言文字规范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编辑严格把关,杜绝错字错句在出版物中出现.如果编辑疏忽懈怠,使不合格的出版物流入社会,则会直接导致社会用字混乱,其危害是严重的.因此,编辑有必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这是编辑语文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试论金人赵秉文的孟子学

在孟子学方面,金儒赵秉文撰有《删集孟子解》十卷,与《道学发源》并非一书。对于孟子,赵秉文既有推尊,又有批判,与南方宋地对待孟子的态度有所差别。在《滏水集》中,赵秉文对孟子性善论和道统说有所评断,由此可以看出他与宋人学说的关联与差异。在学术倾向方面,我们不必把秉文的"归诸孔孟"与"不弃佛老"对立起来,因为这恰恰透视出理学在金朝不同于宋朝的一些特质。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宋"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周南·樛木》“樛木”、“君子”辨说

《周南·樛木》一诗有两个关键词: 一为"樛木",一为"君子"。二词的解说,与整首诗义关联密切。无论"樛木"还是"君子",现代诗学背景下所作说解与古典诗学背景下之说解均相去甚远。对待传统说解的态度,不能简单斥为 "好笑"或 "附会",而应当审慎地理会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内涵,方有可能真正理解《诗》义,并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术传统的接续和发扬。

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从著述体式看元代四书学

从著述体式的角度分类,元代四书学著述可以分为＂集疏体＂＂笺释体＂＂辨疑体＂＂经问经疑体＂以及＂年谱传记体＂等诸多类型。不同著述体式的背后,蕴含着元代百年特定的时代因素和思想背景,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元代四书学的学术品性及特征。从著述体式角度探究元代四书学的特点,是学派、学人等传统角度之外的一个新视角。

《孟子辨惑》的撰作流传与王若虚的解经学

金人王若虚所撰《孟子辨惑》一卷,是金代孟学史上的代表著作。全书计14条,针对汉宋诸儒的解《孟》之语作出辨说,批判意识甚强,体现出王若虚作为纯粹"金源学者"的独特学术风貌。由《孟子辨惑》可知王若虚的解经趣向为:(一)汉宋兼驳,汉宋兼采,超越汉宋;(二)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追求经文本义;(三)传承汉唐经学,重视文字训诂与通经致用。元人陈天祥撰《孟子辨疑》,引用《孟子辨惑》二处,受到了王若虚的直接影响。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古典学阐释

＂父子之间不责善＂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命题。孟子认为,＂君子之不教子＂客观上缘于父子特定关系中＂势＂的不允可,从伦理学依据上讲,则缘于父子主恩的血缘亲情,而这些主张与其性善论有着密切关联。在孟子那里,＂不责善＂有一定界限,并非针对世间一切父子泛言,可能仅是针对＂不肖子＂及夏、商、周三代特定情形的＂有为之论＂。孟子特意指出父子与朋友、父子与师弟、事亲与事君各有规则,不可移易。所谓＂易子而教＂,并非＂不谏不教＂,未必导致＂疏远其子＂,父子有亲、父子天合的伦常观念,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孟子》除字面之意之外,还应当包含＂遗意＂及＂言外之意＂：孟子不但强调父子之＂教＂,而且强调＂涵育浸灌＂之＂养＂;并非主张＂不教＂,而是注重为父者之＂身教＂;亦非完全主张＂易子而教＂,遇子不贤,亦会＂亲教＂,这也是孟子＂经权＂思想在父子相处过程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洛学史著作提要六种

有宋一代,学术昌盛,学派林立,讲学之风大兴。程颢、程颐兄弟讲学洛阳,号为洛学。洛学传衍不绝,后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宣扬发展,逐渐取得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学术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择中国古代洛学学术史著作六种,各撰简短提要,以见洛学一派源流演变。

章太炎与《訄书·清儒》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其《訄书.清儒》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今从撰著收录、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诸方面对《清儒》略作分析,以明该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