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村劳动力“吸纳”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1990-2006年省际所有制变革视角探析

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资本的配置结构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及波动的方向和质量。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城镇所有制结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吸纳"及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结构分解框架下,借助1990-2006年省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城镇不同所有制农村劳动力"三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主要是中个体、私营和外资等所有制经济部门劳动力吸纳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拉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农村劳动力贡献明显,与现实相符;在讨论农村劳动力"吸纳"影响因素过程中,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当保证在不同所有制下调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契合农村劳动力"吸纳",从而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好机制。

内地农村土地流转何去何从?——重庆实践的启示

基于对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调研,本文认为,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化)、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农业规模经营要求是土地流转的动力。在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产权仍不够明晰、农民惧怕风险和社会保障不健全是土地流转的主要阻碍因素。在利益分配方面,政府对土地流转的过度介入对农户的权益保护不利,急需完善市场和健全法制。同时,重庆的实践说明,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靠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流转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是未来可试验的方向,但应实现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的联动,这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举措。

FDI、外汇储备与净出口贸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本文针对当前FDI流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贸易结构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FDI流入并未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而只是对工业制品出口贸易产生正相关影响,制约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工业制品的净出口规模;分析FDI和出口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FDI对外汇储备的贡献较之于出口贸易更明显,且波动幅度大。因而,净出口和外汇储备皆归于FDI流入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FDI的行业流向。

农户经济作物种植转型——基于“控烟”指令要求的云南省师宗县实例

涉农"一号文件"显示出中央政府对解决农村发展难题的"决心",但是却未从根本上消除发展困局和农业安全隐患。基于控烟指令推行的特殊事实背景,立足于烟区烟农收入稳定和增长目标,借助烟区县级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搜寻烟叶种植转型的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决定烟农家庭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理论推断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通过揭示烟农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决定的内生机制,提出实现转型道路构想可供选择的发展思路。

中国FDI流入的“内生性”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FDI对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内生性分析引入出口贸易增长模型,并借助1990～2005年我国30个省市的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的统计数据,分三个阶段:1990～1997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省区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流入形成内生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支持"FDI的出口贸易促进论",出口贸易对FDI流入起"示范"效应。

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化研究:直面社会与经济双重困扰

人口是建立社会与经济之间联系的中介变量,人口空间分布又是全球性问题。当代中国,移民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互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则是人口城乡和区域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层面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演化内生于人口数量和结构转变;在空间视阈下,人口地域分布适宜性包括城乡和区域两方面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事实,发现时空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实践指导价值。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谋求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之基础,中国人口与发展再次行至十字路口,人口研究不能刻舟求剑;其不仅是重大学术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研究分析需要立足中国实情,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是人口转变和空间分布,主题是人口、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建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理论体系。

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

步入21世纪,国家层面日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近10余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发表论文批量化涌现。文章意在重申,展开研究之研究的讨论实为反思"为什么"而进行,再度回归研究与评价的本体之讨论。老调重弹,让中国社科研究和评价回归本来之面目。关注评价研究之研究的同时,需要将其转化为规范性的文本或是文件,甚至是制度化的法律文本,用以改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风气。时下,管理当局也在三令五申,社会科学界当事人却难以独善其身;针对于此,笔者提出有待深度探讨和研究的本源性问题。追本朔源,提升研究之研究工作的理论认知水平;推而论之,将研究之研究用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界之改造工作,需要局中人共同努力。

旱灾冲击与农村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二)

通过对文献和资料的考释以及对农村的走访,可多视角探讨旱灾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冲击。旱灾过后,人们急于思考的是农村发展出路何在,抗击灾害远不如防灾的意义深远和重大。通过在旱灾这一特殊情势下展开论述,并在"农民灾变有限理性"的假说支持下思考农村发展和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后发现,农民有限理性的张力形成的改革诉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旱灾倒逼而成,借此推演出自然灾害很可能成为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力量判断,学界应重建旱灾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框架。其中的政策含义是:发展农村必须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强化区域协调与地域分工,建构现代农业的发展思想认知势必讲究因地制宜。

旱灾冲击与农村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一)

通过对文献和资料的考释以及对农村的走访,可多视角探讨旱灾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冲击。旱灾过后,人们急于思考的是农村发展出路何在,抗击灾害远不如防灾的意义深远和重大。通过在旱灾这一特殊情势下展开论述,并在"农民灾变有限理性"的假说支持下思考农村发展和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后发现,农民有限理性的张力形成的改革诉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旱灾倒逼而成,借此推演出自然灾害很可能成为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力量判断,学界应重建旱灾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框架。其中的政策含义是:发展农村必须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强化区域协调与地域分工,建构现代农业的发展思想认知势必讲究因地制宜。

基层协同治理推进路径和生成逻辑——来自SZ县D镇民生工程项目供求关系协调的证据

本研究将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视为惠民工程资金的供给主体,农村居民则是民生项目的需求主体,县级及以下政府和部门、村集体组织是供需关系建立的联接体。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来概述工程推进谜题,描绘各主体之间表演与互动的场景。直面治理困局,谋求社会和谐目标,需要调整涉及民生工程建设的治理策略,把准农民个性和群体共性,错综复杂的形势要求设计和谋划一整套的治理方略。城镇化冲击力量无处不在,面向农村的各项管理事务变得日趋复杂。民生工程供给不宜过度政策化,"因势利导、按需建设"应是惠民工程项目建设的根本所在;将有限的惠民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稳定作用,理顺国家与村民之间简单而又复杂的偏倚关系,多举并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策虽好,但到基层就乱套"的固化思想认识。

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累积与宏观经济波动

汇改后，外部经济失衡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棘手”问题。选取2000年1月-2008年2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并借助ARCH模型和TVP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β1=-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β1=0．08和β1=0．689）；TVP模型检验得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流入都不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是要运用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调节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

以问题意识审视调查与研究

随着各类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增强,盛行拿来主义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发展趋向理应受到重视。鉴于中国式经验或实证研究遭遇了"可信性"的质疑,我们试图用具体事例解答如何通过调查"搞对问题"和"识辨数据"。借此强化社会经济问题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开展调查有助于抽取学术问题,依据观察检验经验或实证研究"发现"的存在性,更能够达到对机构数据"纠错"的目的。为避免研究陷入"庸俗和肤浅"的泥潭,方法论建构需要坚守"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包容理念,极有必要将调查嵌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和"责任理性"认知体系中。

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建设——中国“第四次工业化”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内陆地区开启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时代,各地县乡以"园区经济"为手段改变资本流向,工业化浪潮兴起。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可概括为"园区经济西渐,遍地开花;内陆工业化提速,奋力追赶"。在空间演进特征方面,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起步、京津沪工业化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工业化转型"发展三阶段共存"。各地发展呈梯度转移态势,资本下县乡促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联动,土地资本化方式决定了我国第四次工业化的模式——政府主导与市场逐利合拍。

发展陷阱:城镇化建设何去何从?

中国历经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重返社会建设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随着城乡社会的融合,村庄在消逝,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权利心理在走向趋同。乡土社会经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社会的快速扩张,非农、非正规经济在农村土地上快速长成,而这一过程其实又是一次试错运动。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解除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而是依靠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关注重点应该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出路在于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其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

失衡中国窥探:内外联动的平衡发展之路选择

人口数量和土地利用(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变量,对应的户籍设计和土地公有制(国家和集体所有)构成内外经济失衡主要制度成因。改革与开放是内外经济齐步发展的动力,而资源、要素配置和制度建设在经济增长发挥效力的过程中又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两个大局"战略实施及深度推进是发展失衡加剧的"起因"。经济高增长与发展失衡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能够找到经济成因。扭转内外经济发展失衡格局,走平衡道路是中国未来必须直面的挑战。

重新评估社会化小农家庭粮食生产效率:以SC省SZH村水稻种植为例

透过农地经营历史变迁,我们总能够找寻到小农被改造的例证;历时30余年小农经济又走到命运被改变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粮食生产而言,急需找准问题,解决农村、农业发展难题是一项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工程,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业态转变,需重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制。文章借助持续5年45个家庭跟踪调查的面板数据,展开小农生产微观机理探析,重新估计小农家庭水稻种植生产函数,揭示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达性。结果表明:对效率损失而言,由人为可控制的部分占到72.3%,随机无效率的贡献占到27.7%,社会化程度趋高的小农其价格预期直接影响种植意愿,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的概率达到13%。经济层面,粮价早已挫伤了散户小农种粮积极性,水稻种植生产陷入了无效率陷阱;社会层面,乡土社会转型的准备工作迟迟未跟进。为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稳定目标,关键在于权衡利与弊的关系之后,重建效率与公平平衡之大局;事在人为,植入社会化小农特征考释粮食生产多了一层内容设计。未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在社会与经济之间寻求二者的内在平衡,重构小农经济效率认识。

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分工及行为选择研究——基于重庆样本的考察

通过对农村人口转移家庭行为选择文献的梳理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分工是家庭行为选择的重要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结构与成员分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村级特征变量对家庭行为的影响远不如预期那么明显,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家庭特征变量却十分显著。由此说明: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选择问题,必须借助家庭这一微观单元,当然这也是为了寻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化)的微观证据,可以预见"村庄"特征变量系统的影响会日渐凸显。

内外经济视角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痼疾——“中美对话”和“平稳转型”探讨

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

高铁城市吸附指数

高铁为中国城市体系格局的演变增添新动力,并且正在重构中心城市与辐射城市的联动关系。在中国,被高铁联接起来的城市间的联动关系正发生变化。近3年,中国人每年都在刷新铁路日客运发送旅客人次数。2015年,全国铁路"五一"单日发送旅客1189.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128.3万人次;上海铁路局发送旅客256.1万人次;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挤占效应:居民收入增长脆弱性视角

时至当下,国家仍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和联动城乡发展的纽带,而学界和政府在学术研究和发展实践中却极少关注其挤占效应。本研究试图勾勒出一幅挤占效应存在性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图景,以宏观经济产出为桥梁;从收入决定方程估计切入,以此为基准,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量扩张和区域不均等形成的收入挤占效应判断成立,投资恶化了收入差距表征的城乡失衡;(2)在区域差异方面,投资有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却扩大了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城乡差距;(3)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内生于经济增长,通过投资的渠道效应和增长过程的实现扩大了城乡差距,城市化发展则起抑制效应。对于当局而言,反思以城市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恶化尤其必要,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则关乎城乡良性联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