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

我以为古籍整理这工作,顾名思义并参考以往的经验,应该是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的第一步工作是搞出一个整理书目来,把那些应该首先整理的,列入第一批中。然后又按缓急轻重,再加排队。每一部列入名单的古籍要查清楚从前是否整理过,整理得完备与否。有的已有整理好的本子,便可从书单中剔掉(如存书已售罄而需要仍多者。

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

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夏鼐 ,1 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后考取公费出国留学 ,1 935年9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 ,他感到“中国将来之考古学 ,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于是知难而进 ,决心专攻埃及考古学。为此 ,夏鼐于 1 936年 4月 1 1日写了致梅贻琦校长的这封长信 ,详细陈述自己准备选读埃及考古学的理由 ,恳请准予延长留学年限一年。信中表示遵照校方精神 :“公费生在外研究 ,不必以读得学位为目的”,自己原不拟读学位 ,“极欲早日返国 ,为祖国服务。但欲求有益于社会 ,必须在此间打定相当的基础”。夏鼐获准延长留学年限后 ,刻苦钻研有成 ,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 ,是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夏鼐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 30余年 ,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 ,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本人的多方面学术成就享誉中外 ,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荣获英国学术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外国最高学术机构授予的荣誉称号。这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与骄傲。夏鼐在 66年前写给梅校长的信 ,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热情 ,现在读来仍使我们受到许多启迪。据了解 ,这封信是在夏鼐先生当年的日记中发现的。

古埃及串珠研究:分类原则

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埃及学之父皮特利爵士（Sir.William Flinders Petrie）曾指出,＂古埃及串珠的研究,将是埃及学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上世纪30年代,夏鼐先生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指导下,知难而进,利用伦敦大学丰富的埃及串珠藏品和去埃及实地考察的机会,对埃及串珠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

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楚文化的研究中国文明的摇篮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楚文化从周朝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长江以南的古代文化.也影响了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由于楚文化本身的重要性,楚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湖北是楚文化的中心,但是解放以前大家只注意安徽寿县和湖南长沙二处楚墓的出土文物.便是解放后的初期,也只注意湖南长沙与河南信阳楚墓的发现.从六十年代开始,才对湖北的楚文化遗迹加以重视.对于楚都的江陵纪南城遗址,加以调查和发掘。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發表談話反對美國劫奪我國在台灣的珍貴文物的陰謀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建议蒋介石卖国集团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蒋介石卖国集团盜运到台湾的我国珍贵文物‘送到美国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罪恶企图表示极大愤慨。

文物和考古

1984年3月5日至1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成都召开了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来自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文物单位和有关科研、高等院校考古工作的同志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副研究员马得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吴新智应邀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就如何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作了讲话。应与会者和其他许多同志的要求。本刊将上述同志的讲话予以发表。

夏鼐同志来信

《中国史研究》编辑同志:顷阅《中国史研究动态》第六期中的巴拉兹小传,我发现小传由于基本是根据戴密微教授所写的传,以致没有提及他的思想本质,即巴拉兹是一个托派。我于一九五六年随翦伯赞团长赴巴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巴拉兹(他自己取一汉名“白乐日”)曾请我们到他家中吃饭。

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在河南文管会欢迎会上的报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河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团长夏鼐博士,于四月十一日由京到汴,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河大史地系教授,及本会代表等数十人于十三日下午在文管会举行欢迎座谈会。本文系夏鼐团长在座谈会的谈话。

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

该文是《夏鼐文集》失收的一篇佚文。它是夏鼐于 1 933年冬在陈寅恪讲授的“晋南北朝隋史”课程上所写的作业 ,获得陈寅恪的好评。夏鼐当年在清华园 ,是与吴晗齐名的史学系才子 ,已经在史学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曾应吴晗之约继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该文从一个侧面 ,又一次表现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陈寅恪批语所论甚是 ,足征读史细心 ,敬佩敬佩。——寅恪 一月十五日北魏军中有汉人自无疑义 ,但疑多是供运输杂役 ,此其所以异于斗兵或正式之兵邪 ,其有妨农事自不待言也。北魏军中兼有中原汉人在内部应亦如此 ,前所言仅谓其兵之主力非中原汉人而已。《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载记》:“[ ]乃令州郡校阅见丁 ,精隐漏 ,率户留一丁 ,余悉发之 ,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此百五十万人中汉人必颇多。魏承燕业统治中原 ,其征发汉人从军谅亦不异。但据后来高欢推之当是中原汉人 ,主业在耕农 ,其在军中多供属于军事之杂役 ,此其所以非斗兵之故邪。旧史记之甚简 ,盍更详考之。

湖北铜绿山古铜矿

从前在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几乎是同义词。自北宋时代(公元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有许多学者研究古代青铜器,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有些还流传到今天。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引入了田野考古学,青铜器的研究便起了很大的变化。田野考古学被引入以后不久,就显示了它的影响,青铜器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从此,不仅青铜器的铭文要加以研究,并且它们的形态、用途、花纹、成份、铸造法等,都要加以研究。田野考古学根据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地层学的研究和墓葬中器物的组合的研究)和型式学的分析,

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在某种意义来说,玉器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品。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它经过了四千多年的发展。早在商代的安阳期,它已达到了成熟期,在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达到高度水平。安阳殷虚曾出土过大量的精美玉器,尤其是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出土了各种玉器达755件之多,引起了国内国外的中国古玉研究者的重视。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是利用这批资料,

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

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秦朝只有短暂的十五年(221—206B.C.)。汉代继承秦朝统治中国达四百二十六年之久(206B.C.—A.D.220),中间有王莽篡位的十五年的插曲(A.D.9—23),但影响不大。经过这四百多年的汉朝统治,中国文化的面貌便基本上固定下来了。今天中国汉族的名称便是由汉朝得名的,以区别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分作两大期,把汉代(包括秦朝)以来的历史同先汉(中国史中一般称为先秦)

中国文明的起源

我国杰出的考古学者夏鼐同志,6月19日在北京逝世。两年前的春天,夏鼐同志应邀在日本作过三次公开讲演,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向日本人民扼要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三次讲演稿经日本学者翻译、作序跋、加注释、配图表,编为一集,在日本连续印行了三版;讲演集的中文版也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刊现在转载其中的第三章《中国文明的起源》,表示对夏鼐同志的深切悼念。鉴于讲演集中文版问世在即,转载时省略了书中的提要、插图、图版和注释。

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老的实物,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它是一门很新的学科。它的起源相当早,因为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便会对自己的过去历史发生兴趣,对于古代传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发生兴趣。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搜集古物、调查古迹,有的更进一步把它们纪录下来,甚至于探讨它们的意义,进行个别的研究。但是这些只是考古学的前身,还不是现代学术界所指的科学的、近代的考古学。

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

1980年10月,我在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中看到一大批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瓷。据陪我参观的瑞典朋友说:二十来年前一位中国专家看到这批外销瓷时,询问这些是哪一国家烧造的。我后来一查书,知道欧美的陶瓷史专家中从前也有人误称它为罗斯托夫特瓷(Lowestoft parcelain),以为是位于英国西南海岸的该城所烧造的。

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

1981年9月大同市博物馆发掘了小站村花圪塔台的一座北魏墓。这座墓曾被盗掘过,但墓中仍然出土了墓主人封和突(438—501年)的墓志和鎏金银盘、高足银杯等随葬品。这篇短文只就这鎏金银盘作一考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了解放以来到1977年为止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萨珊朝古物,其中包括金银器。这次的发现,又增添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资料。

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

我这篇论文,牵涉到一种被误认作天文仪器的古物,实际上它是和天文仪器毫无关系的。既然这是讨论与天文仪器无关的古器,那便是一个纯粹的考古学上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它搞清楚,这倒也可以为中国天文仪器史解决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璿玑"也有写作"璇玑"(本文中除引用原文时需要保留原字之外,其余统一使用"璿"字)。这一词出于今本《尚书·舜典》。原文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后人以为这句话和天文有关。现下一般认为今本《舜典》是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一五世纪)的作品。至于"璿玑玉衡"是什么意思,到了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已不清楚了。这是诂训学上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多谈。

两种文字合壁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

1936年在内蒙古发现了元代"管领也里可温"的耶律于成墓碑,陈垣先生诧为创获,认为乃现存唯一的也里可温(汉文)墓碑(见《华裔学志》第三卷,255—256页,1938年)。1954年吴文良同志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浦又发现一块1940年拆卸城墙时挖出的也里可温墓碑(图一)。碑文由庄为玑同志初发表于《考古》1956年3期,46页。傳路德(L.C.Goodrich)教授介绍这篇文章时。

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

我先要声明,我是搞考古学的。对于中国科技史,可以说是一个门外汉,完全外行。记得三年前我们研讨会的前次主席席文教授(N.Sivin),在他所主编的《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1980年4期中,在我的一篇文章前面的编者按语中说:"Hsia’s interest in technical history was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attention paid to itin China by archaeologists,and for thewillingness of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ocollaborate in study of artifacts.I know of noprecedent anywhere for the extent to whichthese trends developed."(p.20)

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在1985年3月1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的讲话

夏鼐同志的讲话曾在1985午3月10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该报编者的按语指出:"这个讲话,对于如何提高考古学学科的水平,科学工作者如何正确对待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问题,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和作风,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希望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个讲话中受到启发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