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水灌溉对粮食作物种植的影响——基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调节效应

保证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近年来,中国农业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有效节约了水资源,并提高了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节水灌溉措施对粮食播种面积产生何种影响,相关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通过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劳动力资源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节水灌溉措施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在研究年份内,节水灌溉措施能够显著促进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并且农业劳动力越少,这种促进效应越为显著,即农业劳动力资源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2)通过划分作物类型发现,以上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小麦和玉米两种旱地作物,其对于水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3)区分节水灌溉措施类型发现,具有节约劳动力效果的现代节水灌溉措施能够提升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且其中农业劳动力资源依旧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而不具备明显节约劳动力效果的传统节水灌溉措施仅能促进小麦播种面积的增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农业劳动力已大量非农转移的背景下,可通过因地制宜建设不同类型的节水灌溉措施,以促进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信任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城乡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高带来了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并不影响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出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媒介素养,从源头上加强对互联网的信息管理,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牧民生计困境与“小贷公司+合作社”模式——基于内蒙古牧区的案例调查

创新扶贫机制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实地调查,分析了"小贷公司+合作社"模式在牧区提供信贷服务并取得一定效果的原因。研究发现,该模式形成的外在原因在于资金需求端牧民的生计困境;而作为资金供给端的该模式,则由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Z小贷公司与陷入组织成本困境的合作社纵向联结,其效果在于有效地缓解牧民的资金需求,而且确保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实质在于通过合作社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风险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基于此,本文的经验启示在于外部资金参与扶贫需要克服交易成本以及设立组织需要缓解组织成本的难题,并从牧民生计困境缓解和合作社发展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差异与驱动机制研究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SE-DEA)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平均值在0.86~1.16范围内波动,产生波动的原因主要是投入的环境保护资源被利用的程度不同。(2)“十二五”时期,中国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中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规律性。(3)“十二五”时期,在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层面,政府干预程度是调节中国环境外部性的正向驱动机制,环境治理投资程度和开放程度则为负向驱动机制。

公众能否准确评价政府环保成效——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省际截面数据,采用SE-DEA和Ologit模型结合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公众对政府环保成效的满意程度。结果表明,公众无法准确评价政府环保成效,并且在政府环保成效较高的地区,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程度评价有下降趋势。此外,环保投资率、环保劳动力投入率以及环保工资的比率与政府环保工作的公众满意度均为正向相关关系。因此,提升公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感知程度,增加环保事业投资,加大环保工作人力资源投入和提升环保工作人员工资水平对提升公众的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均有积极作用。

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因果关系分析

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在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中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都是重要的投资市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关联性。本文通过运用ADF检验得出二者均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表明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然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国房景气指数是上证综指的格兰杰原因,而上证综指不是国房景气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并结合实际经济生活对此结论进行理论分析。

脱嵌与回嵌:俄罗斯的食物体系治理困境与启示

俄乌冲突引发了关于全球食物体系治理的新一轮思考。本文以食物制度理论为基本视野,归纳了食物体系治理的两种路径:一是脱嵌,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度不足是食物危机的根源,需通过强化供应链控制等方式保障食物安全。二是回嵌,全球食物安全对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构成重要影响,因此需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与食物供应链相关的利益架构,重新发现食物多元价值,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在全球食物体系治理中,俄罗斯处于由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渡位置,内部发展呈现出脱嵌与回嵌并存的双向运动的特征,治理面临着经营利益外流、小农生计困难和食物属性单一的三重困境。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中国需要树立食物主权观,并促进食物体系的回嵌进程。

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

大多数村庄资源匮乏,如何依托自身力量,内生发展集体经济?已有研究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出了产权缺失说和社会经济说,前者提倡大力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者强调培育集体经济的社会性。然而,产权制度改革极易导致集体资产流失,带来"无公平的效率",而过分强调集体经济的社会性,又容易导致"无效率的公平"。本文针对两大学说的不足,提出公共治理说,并结合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了资源匮乏型村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理论框架,使用袁家村案例说明,即使资源匮乏,也能内生发展:一是资源共建,依靠村庄的社会资本共建公共池塘资源,破解资源匮乏困境;二是社会共治,建立中国化的自主治理规则,创新集体经济发展制度;三是成果共享,凭借灵活调整的股权配置,解决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公共治理说的新视角,不仅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也为丰富完善公共池塘资源和自主治理理论,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内源式发展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乡村内源式发展离不开本地化的社会动员。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村庄内源式发展中的动力来源或动员机制,忽视了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具体场景,即嵌入乡村发展的熟人社会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嵌入性分析方法,从陕西省袁家村的发展实际出发,探究熟人社会在村庄动员中的背景因素及其动员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三大特征——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的作用,进而可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推动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