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对2012—2022年西部地区90个地级单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正向影响渠道为经济运行、居民生活、增长动能;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和能源消耗水平发挥中介效应,地形起伏度起负向调节作用;直接促进效应在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尚存在异质性,在高低集聚水平、是否为边界地区的分类探讨中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结论提出完善科技创新的产权政策、重视创新人才发展体制、加大企业创新政策支持和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为促进西部地区创新集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

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正朝着数字经济运行的模式转变。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联动机制,即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实体产业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运行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减缓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实体经济将数字空间里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实现,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互补性。文章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也拓展了数字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启示。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内容构成、动力机制与构建思路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应把握好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的构成内容,将新型城镇化、区域创新和区域可持续开发作为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体系的强大动力。其构建思路如下:以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布局优化,通过区域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要素资源合理分配,培育空间增长极驱动高质量发展,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保障各类型地区协调发展,推进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通过释放市场需求红利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转变为企业绿色创新优势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城市层面的市场潜力指标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利用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次数分别反映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进而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减少资源错配、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减少企业销售成本等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考虑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行业、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国企、重污染行业、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政府干预作用后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弱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思想,细化了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中国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中国区域经济学需要在新时代构建一个适应中国区域发展需要的、总结各个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经济学科体系,从而阐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从时代特征看,中国区域经济学具有“新”空间性、“新”功能性、“新”均衡性的学科特性,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包括:区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范畴构成,区域经济学的实践问题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建设。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赋能现代经济体系,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实践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区域发展的新路径,均衡协调的中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导向与机制的转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变。

区域空间新格局下重塑中国经济布局的方向与途径

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分析了区域空间新格局的细分特点、区域空间新格局重塑中国经济布局的方向和实现途径等。区域空间新格局分别以4大区域、带状经济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集群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呈现出空间的板块化、骨架化、网络化、支点化和单元化特点。中国经济布局的方向主要包括缩小板块空间差距和促进区域重组、骨架空间的统筹与国土规划、网络空间联通和贸易自由、要素空间布局和产业协同、城乡空间联动与功能定位,可以通过发展板块重组和区域分化、生态功能和后方建设、陆海统筹和海洋经济、数字经济和产业安全、特殊地区和城乡融合来实现。

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空间基础。无论是基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理论分析,或是基于具体实践,区域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和三次理论演进,进行了战略基础、极点支撑和功能分工等探索实践,逐渐步入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但也面临区域要素流动受阻、区域发展极化、区域功能分工程度较低和区域产业转移缓慢等新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新时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思路:完善资源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优化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细化区域功能分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探索——评《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层面的区域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聚焦京津冀地区是其重点内容之一。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如何进一步提升京津冀一体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大课题。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河北方案,河北省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点打造四大战略功能区,即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和冀西北生态涵养区。在此背景下,河北金融学院阎东彬教授承担的河北省智库重点课题《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致力于明确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功能定位,提出了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的路径方案,为推进京津冀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研究

健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方向指引。在系统梳理现有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政策体系演变的基础上,阐述健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意义与制度考量、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制度供给缺口以及解决数据要素供给不足的制度探索。完善数字经济相关制度建设能够促进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有利于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基于制度与科技进步互补的技术扩散理论,提出将促进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政策和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作为健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的重点方向。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强化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相关政策设计应聚焦以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数据要素化为基础底座的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途径

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区域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界大家都十分关注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区域高质量发展视作区域发展的高级形态,那么这种高级形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区域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等阶段。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把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都涵盖在其中的、一个更加高级的区域发展形态。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优化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区域经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间结构的优化问题。第二个方面,区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个方面,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带动投资、消费、出口的共同作用。第四个方面,建立良好的区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本文围绕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展开深入探讨。文中回顾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变化历程,历经生产力均衡布局、东部优先发展及协调发展新阶段。阐述了优势互补区域经济布局的框架,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优化区域划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分析了区域经济在空间布局上的规律,并提出防止资源性衰退的举措。此外,给出了推进精细化区域开发、加快产业转移、重视区域创新以及制定精准区域政策体系等建议,旨在实现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基础设施多重属性建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新的现实挑战,需要进一步厘清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发展规律。在区分基础设施的政策属性、资本属性和产业属性基础上,从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地方尺度进行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塑造空间发展格局具有差异化效应,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无形资本的积累和崛起,带来了区域发展路径的分异和区域发展能力的差距。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区域间合作方式,以无形资本培育缩小区域间发展能力差距,以多维政策协调统筹空间发展动能。

数字经济发展、政府介入与城市经济韧性

“十三五”以来,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格局,城市间数字联系日益紧密。利用2011-2021年全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视角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会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放大冲击时的城市经济韧性,但其发展趋势为倒“U”型,下降原因是各主体处理效率提升下政府缺位引发的市场无序;第二,政府财政会拓宽数字经济影响渠道,但需通过市场机制及政府职能转变来实现;第三,数字经济加速中心城市经济韧性外溢,并且其在全国层面上存在中心-外围格局,要素虹吸会减弱经济韧性;第四,城市群层面则会促进规模相近的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增长,并基于城市群行政结构产生异质性。研究结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别对市政府、城市、城市群、区域间加强数字建设,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政策参考。

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迁,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与新兴技术融合的高效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突破创新,是对中国实际国情和时代发展特征的精准凝练。新质生产力的“新”突出了在新兴技术赋能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质”强调了科研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传统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需要着力增强新质科研能力,培育新质产业体系,打造新质企业。在新质研发方面,要构建现代科研体系,打造区域研发中心。在新质产业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质企业方面,要支持企业现代化升级,增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全球正在经历数字化革命,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变革传统生产方式,使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成为可能。本文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通过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生产方式变革考察其生成逻辑。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数据牵引,算法规制和算力驱动的资源配置新模式是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数字经济运行的“数据—算法—算力”机制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科技驱动的智能化,将传统生产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变化中,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规则和制度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数字化已经成为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力量,应围绕数字经济构建新质生产力体系。

科技革命与中国主导产业空间格局演变:机理、规律与趋势

把握主导产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可为缩小区域差距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前三次科技革命时期,高度依赖国内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主导产业受到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国外市场的很大约束,其他主导产业均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呈现先聚集后分散的空间演变规律。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较长时期的主要聚集区,这一空间格局趋于协调的条件取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生命周期、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等。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增长受到资源、环境等的约束,遵循生态种群的Logistic增长方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种群的环境容量,但长三角地区种群共生作用是不对称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共生作用远大于制造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生作用,表现为偏利共生关系,但生产性服务业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合作途径探讨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现状和进程,指出京津冀都市圈处在加速向全面一体化演变的关键阶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京津冀合作的思路、途径与政策重点。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与北京的功能定位

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和区域贸易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北京应当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中发挥要素集散、发展服务、辐射带动和区域创新等四项功能,并创建四大基地来巩固北京的核心城市地位。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京津冀区域自身的长远发展,还关系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为此,本文立足于京津冀区域的实际,着眼于未来发展的要求,选取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较为全面地分析近几年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和特征,并提出未来北京开展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