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保护制度构建之法律思考

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是推行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证人能否得到切实保护,不仅在于他们对国家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作出了多少贡献,更在于因其特殊身份所遭致的特殊风险需要国家的介入。现行的法律未能建构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造成许多刑事案件中没有证人的庭审现状,实有必要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保护机关以及保护程序等,并逐步扩大保护范围,强化对证人权利的救济。

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与法律保障的制度建构

本文重点论述政府如何保证技术得以持续地提高、创新与发展的问题。首先明确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和原因;其次说明政府可通过市场体系自身的间接修正来促进技术创新;再次主张通过政府措施直接推动技术创新,包括激励性政策和管制性措施,并以前者为主;最后提出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制度性框架的支撑,应综合发展各种法律制度,包括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财政、投资、融资等多方面的法律保障体系。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措施

从依附于产业政策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到发展成为独立的审查制度,中国国家安全审查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覆盖范围、权限配置、责任设置等方面存在不足。在新外资管理模式下,国家安全审查应填补因产业政策审查淡化所出现的制度漏洞。当前,应通过立法方式提升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权威性,改进国家审查程序,促使权责统一。在虑及国际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应积极稳妥地扩大国家安全审查的覆盖范围,从统一外资立法的高度建立一个全面、高效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中国对外投资征收风险之法律分析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为东道国征收风险,因此对征收风险寻求救济至关重要。对外投资风险的救济途径主要为投资保险和投资仲裁,尤以投资仲裁为主。本文针对ICSID仲裁中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案例,讨论与分析征收风险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和应对措施。

中国补贴现状与面临反补贴措施的法律应对

本文是一份有关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欧美对华反补贴措施的法律预警与对策分析研究报告,旨在通过对WTO补贴国际规则的研究与中国各种补贴政策现状的总结,分析SCM协定反补贴豁免对我国的适用性,以及中国“非市经济地位”与补贴调查程序的关系,预测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面临来自欧美各国反补贴措施的可能性和应采取的救济程序措施,并提出对我国补贴政策的调整方案,为我国补贴政策法律化和决策机制程序提供理论依据。

文化财产的跨国流转与返还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文化财产的跨国流转与返还具有一定的联系,主要涉及战时被掠夺文化财产、盗窃文化财产以及非法贸易下文化财产的返还问题。在现有的法律语境下,这不仅是国内法问题,亦产生国际法问题。相应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国家作为所有人时的返还问题、文化财产返还的实质性限制问题、善意第三人保护的问题、诉讼时效问题等。由于国内法并不能为文化财产的返还提供可预期的框架,因此有必要通过国际法体系来处理文化财产的返还问题。对此,本文将重点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财产保护的UNESCO1970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UNIDROIT1995公约的作用与缺陷,并对文化财产返还的法律途径予以进一步探讨。

论国际私法中协议管辖的法律效力

我国民诉法规定，涉外合同中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法律上的“实际联系”并不仅仅表现于或限于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及货源地，也表现于合同准据法的所在地。当事人选择了涉外合同关系的准据法，表明准据法所属国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风险规避的保障机制

随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投资发展,如何预防与应对中国企业面临的各种投资风险是当前的主要法律问题。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风险主要分为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大类。对投资者而言,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需要通过特别程序与措施加以预防与规避。同时,对外投资企业应建立和强化企业风险管理机制,以有效规避对外投资中的各类风险,尤其是商业风险。对征收等政治风险的转移措施主要通过投资保险机制进行,包括本国商业保险机构或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承保非商业性风险,实现跨境投资风险的转移。对已发生的非商业性投资风险,尤其是中国企业因被征收而遭受的损失,更有效的途径是诉诸国际层面的争端解决救济程序。其主要是依ICSID公约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同时应关注其中的管辖异议规则与内部审查机制。

论工业品知识产权的法律边界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人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但实践中存在知识产权滥用和相关权利冲突问题,不利于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状况。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能违反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应合理划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权利边界的划定平衡了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下各方法益的保护需求,并在具体层面上形成了知识产权是否滥用的判断标准。确定权利边界有利于厘清知识产权保护中竞争权与垄断权的关系,可以解决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或商标权的冲突,同时还能防止因滥用权利而阻碍技术创新。

市场运行中国际商法体系的历史与发展

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国际商事关系具有自愿交易性,其涵盖的法律规范具有国际统一性。因此,应以功能主义而非概念主义来确定国际商法的内容体系。从法律的可适用性角度考察,司法立场上的国际商法渊源分为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商业惯例是其中的重要渊源之一。在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方面,当前的趋势是在弱化国际商事主体资格要求的同时,借助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以及豁免等概念,深化对商事交易客体的法律分析。历经了中世纪商人法、商人法的国家化以及商法的国际主义回归三个阶段,国际商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功能自洽的跨国法体系。

信用规制中的企业信用修复路径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诚信严重缺失,为此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以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蔓延。在以失信公示与联合惩戒为重点的信用规制中,也存在"处罚过当"与"矫枉过正"等问题,需要通过设立推行信用修复机制对信用规制加以改进完善,达到既能解决信用缺失与违法失信问题,又能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与经营机会之目的。本文旨在探讨解决以上两者冲突的信用修复途径及依据,首先阐述信用规制的内容构成与运行机制,然后分析该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并阐明信用修复与信用规制的关系及其必要性,最后对信用修复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实施路径及完善措施予以论证分析。

中国反补贴规则与SCM规则的差异分析与冲突解决

在中国的反补贴条例尚处于备而未用阶段的情况下,考虑到世界产业竞争加剧的现实,中国适用反补贴规则维护公平贸易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入世背景下,中国适用反补贴规则的前提要件之一在于确保该规则符合WTO的SCM规则。经对比可知,我国现行的《反补贴条例》与SCM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修改国内立法应是解决冲突的优先选择。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因投资仲裁具有处理"条约请求"与"合同请求"双重诉因之特点,其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为一定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本文主要讨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于程序事项和实体争议的各类法律涉及的具体问题,重点论述国际法与东道国法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实际效果以及两者的适用关系等,并特别讨论国家合同的法律适用与投资协定适用中的解释问题。

企业境外投资的责任风险及其管控机制

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责任风险系指因违反或不符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当行为而导致投资项目失败的后果责任承担,包括投资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未履行风险管控责任、违反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而产生不利后果所承担的责任风险。投资风险与责任风险有一定因果关系,应明确风险的归属及责任承担的主体。责任承担是风险归属的法律后果,企业的责任风险也表现为企业合规管理的风险,因为合规必须以合法为基础。境外投资风险类型及其规制涉及以下方面:外来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自身风险,即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风险防控的法律规制,系指企业风险管理与政府监管机制。因此,境外投资的责任风险及其管控机制涉及风险评估管理、投资合规监管、责任风险承担等方面。

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问题

根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可以选择提交ICSID投资仲裁或者非ICSID国际商事仲裁。但两种仲裁裁决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大相径庭,前者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机制,后者依据的是《纽约公约》规则。由于实践中有相当部分ISDS是通过非ICSID仲裁途径解决,因而产生了由其裁决的ISDS案件能否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承认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所讨论的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可行性问题;二是《纽约公约》下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问题;三是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现行的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仍然主要以ICSID仲裁所依据的《华盛顿公约》承认执行机制为主,以非ICSID仲裁所依据的《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机制为辅。

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数额大幅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经营亏损、管理不善、缺乏投资担保机制与损失救济措施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识中国海外投资风险,从法律制度层面构建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与安全管理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分析海外投资风险类型及原因的基础上,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就我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的机制构建,阐述具体的路径方法、法律措施与政策建议。

跨国证券投资法律适用规则与发展

跨国证券投资的法律适用包括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适用规则。各国有关证券投资的立法存在着差异与冲突,证券投资关系的准据法确定取决于对证券的定性及其适用范围的划定,大致包括证券物权关系、证券合同关系和证券股权关系三方面。其法律适用不仅针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私法关系,也涉及证券监管中的公法关系。因此,应对证券法律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识别,区分其中的私法与公法不同属性,而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跨国证券法律适用的发展,主要反映为证券法的直接适用及其域外适用性问题,尤其体现于美国扩大其证券法域外适用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

美国对技术标准中专利信息不披露行为的反垄断措施

在美国,对于利用技术标准获取专利垄断地位的专利信息不披露问题,通常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进行反垄断调查和起诉。不披露技术标准中的专利信息以控制标准设定过程的行为,可能构成《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2条所指的企图垄断。市场力量、限制竞争行为以及主观意图是证明违反反托拉斯法的三个必须要素。因此,美国与技术标准相关的专利保护机制也要受到其反托拉斯法的制约与执法机构的反垄断审查。

PPP模式投资风险的法律规制

当前PPP模式在我国的运行与发展中面临各类投资风险,因此解决PPP运行中各类投资风险问题的法律规制运用至关重要。本文针对PPP模式投资中的主要风险类型,即融资风险、经营风险、政治风险和违约风险,分别从风险的分担机制、管控机制和处理机制等3个方面全面论述预防与应对PPP投资风险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