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户部盐课银收入演变机制研究

明中期以降,运司纳银兴盛,户部盐课银收入逐渐增长,遵循“增课不增引”原则。嘉靖初年,余盐正式纳入户部征课体系,盐臣围绕是否需要增添盐引作为余盐运销的执照,展开争论。嘉靖十四年,户部议定只增课、不增引,规定商人每报中正盐一引,附带余盐若干斤,交纳余盐银有差。明后期遇有盐课银加派,户部放弃增添引目,转而通过增加商人每引附带余盐的数量,来提高余盐银收入,这一盐课增收机制称为“就引带盐”。“增课不增引”原则适用于两淮、两浙、长芦、山东四运司,源于四运司正盐分派边镇开中纳粮,盐引官价保持固定,户部避免超发引目导致盐引贬值,以招徕商人报中,反映出明代盐法演变的主要考虑因素在于保障边镇粮饷的稳定供应。

论明代常股、存积盐法的演变

明正统五年,户部规定两淮、两浙、长芦运司常股盐挨次守支,存积盐随到随支。常股和存积盐搭配开中,二者盐价比从正统时1∶4,至成化时1∶1.5,到弘治接近1∶1,在价格和守候时间上趋于一致。正德元年户部将存积盐改为挨次守支,相当于废除了存积盐法。嘉靖九年后,户部将山东运司也纳入存积盐划分范围,规定两淮等四运司盐课的40%定为常股盐,供应九边客兵粮饷,占比60%的存积盐,补充主兵粮饷。《明史》记载常股盐供应主兵粮饷的说法,属于臆测。常股、存积盐法是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创举,官府试图对于盐引售卖作出预算和规划,但随着明代中后期边镇粮饷激增,运司盐课年年开中殆尽,甚至透支开派,使得存积盐法有名无实。

明代四川开中法的施行与实绩

明代四川开中法始于洪武四年(1371),沿着松潘—建昌一线展开,户部根据军情缓急,权宜开中。景泰以后开中地点集中于松潘,开中盐引种类限于川盐。商人从成都收买粮米,运至边仓上纳,然后在盐司支盐,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商人按照既定盐引官价,上纳相应价值的粮米,每年开中盐粮大约2.66万石,占松潘所需军饷的三分之一左右。开中法鼓励商人输挽粮米,减轻军民转运劳苦,缓解了边粮不足的问题,但商人纳粮价值少于纳银,官府获利不多。因此,正德元年之后,四川不再开中纳粮,户部将四川盐课全部折银征收,由商人代纳灶课,灶户偿还食盐。盐课折银共计7万余两,成为明后期四川提举司办纳岁额。

明代马船户与夫役编佥研究

明代马船户属于民户中的次生户籍,户下人丁充当马船水夫,总数约两万名,隶属于南京江淮、济川二卫,承担修造船只和运送贡品的差役。马船户主要源于洪武时免军充役,在清勾、佥妻等方面,都与军户类似,具有军、民双重性。由于马船夫役繁重,明中期逐渐折算工料银,始于弘治八年,确立于嘉靖十二年,总计约八万两,摊入田亩征收,随南粮解送至南京兵部,由官方雇役。马船夫役折银使得船户负担得以减轻,原籍与卫所船户的联系不再紧密。在明代赋役制度演进中,马船夫役改革可视作一条鞭法的先驱,又因一条鞭法推行而稳固下来。

明代南京兵部船厂位置考

为深入研究明代南京造船业,需厘清船厂的位置和分布。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宝船厂和龙江船厂,南京尚有兵部下辖的造船厂、拨船厂和带管的黄船厂,它们与宝船、龙江二厂的关系则较为模糊。以往观点,或以为这三厂在龙江船厂内,或以为在江淮、济川二卫驻地。但这些认识均与《南枢志》及《南京都察院志》记载不符。结合二志与其他南京志书的地理材料,考证西城门外船厂坐落铺行的位置所在,发现三厂位于南京城西秦淮河西畔,从北往南依次排列。具体而言,黄船厂位于定淮门南、清凉门北;拨船厂位于清凉门南、石城桥北;造船厂位于石城桥南、西城兵马司北。

明代船“料”研究回顾与拾遗

针对宋代之后用于表示船舶大小的“料”,众多学者展开了讨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料”的含义和计算方式。早期学者认为“料”是重量单位,一料等于一石。近年来学界多认可“料”是容积单位,也有学者主张“料”指的是造船物料,但料和石的换算存在分歧。计算方式上,学者多利用《南船纪》等史籍的记载,将船舶体积乘以系数,或采用船体剖面面积,拟合料数。由于不清楚古人究竟如何计算船“料”,至今研究仍有存疑。事实上,《南船纪》记载的是嘉靖时期船只尺寸,与明初制定“某某料船”的名称并不相符合。通过结合明代的算书、政书等史籍记载,发现船“料”指的是船舶的装载货物容积,一料等于一斛,约3立方尺,折合装载粮米一石。南宋五斗斛出现之后,存在一料十斗或五斗的情况。船料数反映了船只载货净容积多少,与船只总容积不成正比,无法得到由船只尺寸计算船料的公式。

明代马船、快船修造规则研究

关于明代南京兵部造船业,学界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船只类型和船厂建置两方面,对于马、快船修造情况,关注尚少。通过结合《船政》《船政新书》《南枢志》等政书,考证出马、快船形制经历了趋同演变,从两年一修、一造十四修,逐渐改为三年一修、三等九修。遇到修差紊乱,南京兵部采用失修加等、欠修加料、预修扣银、越修减等的方法截长补短。造船所需木料按照单板法计价,由芜湖抽分厂计数派买。明代马、快船修造呈现出精细化管理的特点,反映了明代造船业在制度设计和统计技术上的进步。

明天启两浙《盐策辑略》考论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孤本《盐策辑略》一书,由明代两浙巡盐御史田珍编纂,成书于天启六年(1626),在《两浙订正鹾规》的基础上删订而成,编纂目的在于使盐政运行有章可循。书中关于明代两浙运司客纲、客纪身份的记载,体现了《盐策辑略》的史料价值,即客纲是以两浙运司中边、内商为首领,拥有盐引最多,统领客纪和甲商。《盐策辑略》的编纂反映了明代巡盐御史辑录事例、递修鹾规的传统,与此类似的政书还有《三录汇编》《两淮盐法始末》《传是堂合编》等。

新见明弘治十六年南京内府勘合底簿研究

新发现定名为《明弘治公文集锦》的档案,计一册。文册记录了弘治十六年(1503)南京内府衙门的钱粮进出,册内多处编有半印字号,公文的称呼并不能准确反映其真实面貌。结合明代官署志中的记载,考证出该册应为南京内府勘合底簿,由南京六科编制,南京户部印发,皇城各门门吏收掌,用于南京内府钱粮出入稽核。这一发现填补了明代勘合底簿实物的空白,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勘合制度和南京皇城史地的认识。

论明代南京快船军役编佥方式的演变

明代中期,南京快船军役编佥采用轮役的方式,三年一差,快船军余亲身应役,或按照户等帮贴银两。万历十四年,南京兵部采用一条鞭法改革,将快船军余按照资产多寡编成快丁,征银解部,招募水夫应役,快船军“役”变成了发放工食的“缺”。水夫招募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快船军余,编丁和雇役的对象表现出一致性,称为“派丁充夫”。快船雇役是军户世袭制度下有限制的雇募。一条鞭法改革减轻了快船军役的负担,但仍然延续了“配户当差”的体制,明代南京军、民系统保持着严格的区分。

明永乐屯田“红牌事例”

明代屯田作为官田种类之一,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备受关注。对屯田的制度规定,以所谓“红牌事例”为最基本文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三年正月)王戌,命天下卫所以去年所定屯田赏罚例,用红牌刊识,永为遵守。”①然而关于“红牌事例”的具体内容,由于史籍缺少详细记载,学界颇有争议。

明代九边粮价与月粮折价关系的再考释

近来研究指出,边镇月粮常折价与粮米常价一致,月粮临时调整折价则反映了极端粮价,打破了学界关于明代边镇粮价高昂的认识。但随着北边军事形势的变化,九边粮价与月粮折价的关系存在变动。根据边镇督抚奏议,九边承平时期粮米常价与军士月粮常折价基本一致,当边镇整体军事压力增大,粮米常价上涨到1钱/市斗以上,导致月粮折价低于粮米常价。局部灾荒、虏患时期,边镇会临时提高月粮折价,但仍低于粮米时估,这是由于边镇月粮折价存在有减无增的上限原则。时间上,明代中后期九边粮价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空间上,北方军事威胁从西向东转移,边镇月粮折价与粮米常价比值亦随之降低。最终,边镇根据粮价调整月粮发放的本、折比例,节省边储。

明稿本《万历大政类编》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大政类编》一书,系晚明澹生堂、远山堂抄本,是由祁氏父子在编排邸报的基础上,补充奏议和实录等材料而成。该书集中编纂于崇祯四、五年间,因明亡而终止,属于未刊刻的稿本。书中辑录了万历一朝有关举劾的政事,体现了祁氏父子开言路的编纂理念。《类编》中保留的独有邸报和奏议,以及从中辑佚的浙人文献《江陵遗事》和《拟古释言》,可为万历朝政治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土木之战英宗北征回程考

关于土木之战明英宗车驾回程如何迂回改道,学界认为沿原路返回,或以为经蔚州改道,仍有存疑。通过结合事变当事人的传记、笔记和明清地方志,考证《实录》中逐日记载的地名,发现《实录》存在着衍文、漏记和误记。联系大同、蔚州的交通路线,经梳理后得出:明英宗北征回程是从大同双寨南行了四十里,沿着桑干河谷北岸,东行至阳原。由于师伍无法过河,英宗车驾改道宣府,北折回到阳和、天城的驿路上。回程的改道是在受到河流、山岭等地理因素限制下的合理决策,绝非宦官专权所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琼事迹图册》像主的再考察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王琼事迹图册》的图像主人公并非目前公认的王琼。根据图册"丰山恩荣次第"卷首题字及显示的像主生平履历,此人应是山东文登人丛兰。丛兰号丰山,明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初授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升通政司参议,经略三关,正德初奉敕清理延绥屯田,升户部侍郎,历任提督靖固军务、巡视凤阳、总制宣大延绥及山西军务、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正德十五年(1520年)升任南京工部尚书,嘉靖元年(1522年)致仕,二年(1523年)卒。与《事迹图册》像主生平若合符节。《事迹图册》为研究明代服饰、船制、盔甲、卤簿等物质文化提供了直观可视的珍贵材料,像主身份的澄清为推断图册的创作年代提供了依据,也为准确利用这一图像资料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