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和媒介接触对公民参与的影响——一个基于文明城市创建领域的调查分析

公民参与可帮助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善治水平,理论界对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进行了广泛探索。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了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等变量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深度探究了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和媒体接触对公民参与意图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分别是影响公民参与意图的态度和能力的决定因素,是公民参与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在个体更多接触媒体的情境下,公民参与意图有更高的概率转换为公民实际的参与行为,媒体扮演着促进公民参与的催化剂角色。研究结论为公民参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兼具理论思辨和规范实证特征的框架模型,为更好地理解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提供了微观思考模型。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对长三角地区136家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创业和组织绩效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公司创业战略的设计和执行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公司创业对组织绩效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个结论表明,企业应当实施适当的SHRM实践在公司内部营造创新氛围、激励雇员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实施积极"主动"的市场、研发等战略,促进公司内部创业战略的设计和执行,构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

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选择:自主创新或技术外取?

为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根据2001-2015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工业行业仍趋于粗放、外延型发展模式,缺乏绿色转型的自发性;在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在自主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随着政府监管力度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技术进步路径应逐渐从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过渡;建立强化能有效推动企业新技术探索、新产品研发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环保行为的影响:目标掩蔽的视角

基于目标掩蔽理论,本研究旨在探究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环保目标的掩蔽作用,并提出员工长期导向对该掩蔽效果的缓解作用。通过分析296份“领导—员工”多时段配对样本,本研究发现:领导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底线心智通过负向预测员工环保要求感知,进而对员工环保行为起到消极作用;此外,员工的高长期导向可缓解该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启示,企业应关注领导者底线心智带来的负面效应,培养领导和员工对经济绩效和环保行为的辩证观及长期导向意识,重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并践行领导者、员工和企业在“双碳”背景下的社会责任。

后备干部“接班人心理”的双刃剑效应与管理策略

后备干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管理制度,做好后备干部的管理工作是干部管理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公务员而言,后备干部的潜在“接班人”身份是一种荣誉和激励,能够促使他积极向上,主动提升自我。但潜在“接班人”身份也会给后备干部带来职业高原的恐惧和焦虑效应,导致他们选择可视性行为。为了避免后备干部的心理问题,组织在进行后备干部管理时应当做到程序公平、信息公平、人际公平和结果公平,充分发挥后备干部管理机制的效用。

政府质量对公民参与倾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政府质量、政府信任等变量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深度剖析了政府质量、政府信任以及社会责任感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机制和原理。研究表明:政府质量和政府信任是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关键变量,对公民参与倾向有直接影响。另外,个体社会责任感不仅会负向调节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关系,还会削弱政府信任在政府质量与公民参与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政府质量发挥治理作用的复杂机制,为政府质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竞争、发展还是学习: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

实施人才政策创新,广泛吸引人才,是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以2005～2017年间进行人才政策创新的华东"六省一市"地市级政府为对象,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探讨人才政策扩散过程中地方政府进行再创新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规模、级别相当的城市间的直接竞争和自身发展需求是驱动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关键因素,而周边城市竞争和向特大城市学习对人才政策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部分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较弱。因此,地方政府间需要加强人才政策的学习和交流,提高人才政策扩散和创新的速率,夯实满足地方发展的人才基础。

平衡计分卡式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机制研究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传统的单纯以财务指标来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观点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开始对企业业绩评价范式进行创新,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的业绩评价方法,平衡记分卡被认为是业绩评价范式中最为全面和科学的创新之一。与国际地方政府业绩评价创新相比,尽管我国地方政府业绩评价还有绩效审计等其它方法,但我国当前的评价标准基本上还停留在财务层面,如GDP总量、GDP增长率等。依据平衡记分卡理论设计的平衡记分卡式的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机制,从四个层面评价政府业绩,即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流程层面和学习发展层面。这种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地对当前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机制的功能缺位进行补位,从而促进政府长期使命的实现。

竞标与竞争: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研究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民生工程的根基。基于行政竞标制和政府标尺竞争理论,以2003-2018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应用准自然实验和空间杜宾模型方法,分析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基准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不仅能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有促进效应,它表明内部竞标和外部竞争是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作用机制。数据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低、人口规模小、西部地区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未来不仅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还要加大全国文明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企业招聘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和监控

当代经济有两个特征极为显著,一是极其注重才智,二是人才短缺现象严重。许多公司不得不花更长的时间去寻找人才填补工作岗位,甚至不得不雇用不合格的员工。所以,招聘职能在现代企业中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为此理论界提出了战略面试、战略招聘等理念,希望以此来帮助企业提升招聘质量。然而,对于企业而言,理念还显得不够,最好能有一套用来评价招聘质量的指标体系,并时时加以监控,从而满足企业持续提升招聘质量之所需。

组织学习、社会资本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

探索性学习和挖掘性学习的平衡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它们对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诉求截然不同。组织学习与社会资本的契合,社会资本与SHRM模式的匹配是组织学习平衡的保证,企业应当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企业应当构建合作型社会资本支持挖掘性学习,并通过实施创新型SHRM模式培育合作型社会资本;为探索性组织学习提供创业型社会资本支撑,并通过实施传统控制型SHRM模式培育创业型社会资本。

HR计分卡——计量人力资源管理价值的工具

HR计分卡是当代衡量人力资源管理价值的最前沿方法,文章对它的诞生背景和理论溯源以及内涵与发展进行了重点阐述,并进而指出HR计分卡不仅是确保HRM与战略之间有效契合的工具,也是当代企业持续改进HRM的工具。企业应当积极设计和应用HR计分卡,确保HRM完成由传统的行政角色向当代战略角色的过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与角色关系的实证研究

依据46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指出当前企业技术性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比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要高,它反映了在多数企业里人力资源管理还在扮演着传统行政服务型的角色。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由传统行政服务型向战略决策型转变的关键因子。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组织结构问题

组织结构与战略不匹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战略与结构理论为分析工具,基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多数选择市场开拓型战略的实际,认为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中国企业,要实现既面向市场,又能有效整合企业全球资源的目标,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再造,并且应该选择以分部结构为基础的国际业务部结构类型。

人力资源架构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

人力资源架构是指企业依据嵌入于雇员身上的人力资本价值性和独特性的差异而对雇员采取不同的HR形态的策略。它的实施可以降低企业显性的运营成本,但它同样也会弱化企业内部隐性的社会资本水准,对企业知识整合、共同愿景构建等方面都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众多企业没有实施人力资源架构策略的根本原因。

组织学习:创业导向和组织绩效的中介变量?——一个基于Meta-analytic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文章为探究创业导向与组织绩效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应用结构方程元分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导向与组织学习和组织绩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17和0.379,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则为0.461,同时,组织学习是创业导向和组织绩效之间的部分中间变量。结论表明,企业不仅需要保持较高的创新、超前行动和承担风险的倾向,还需强化学习承诺、共享愿景和保持开放式的心智,注重探索性、挖掘式学习,只有这样创业导向才能有效地转化为组织绩效。

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基于“批判性公民”的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公民",他们对于政府和其他权威的服从性越来越低,对政府持一种批评和怀疑的眼光,且会通过媒介宣传影响其他公民的观点和行为,进而降低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基于对公民参与、政府信任等的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民表达是公民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这揭示了公民参与对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因此,政府应当积极促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积极与公民互动沟通,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有机会表达和监督政府,从而弱化"批判性公民"的负面影响,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通过构建电子政务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务、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应用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公民满意度是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揭示了电子政务对公民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作用机制。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以公民为中心、通过有效设计"公民参与"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来提高政府的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政务服务的公民满意度,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管理的定义与管理理论发展——对法约尔管理定义的检验及反思

管理的定义是管理理论的研究基础,不同时期人们对管理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管理定义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管理实践的特点与关注的核心要素。在早期的管理理论研究中,法约尔的管理定义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和责难。通过法约尔管理定义的逻辑推理过程和逻辑性要求两方面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法约尔的管理定义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后来管理学家对法约尔管理定义的修正和补充都是源于管理实践的需要,充分体现了管理理论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