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提高出书质量——宋木文同志谈当前出版工作

本刊记者就当前出版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走访了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下面是他对本刊记者提问的回答。

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历程和加强建设的意见

2004年8月31日,我在由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京召开纪念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建国后,文化出版系统就曾通过办学校和短期班培训编辑出版干部.

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出版社转制问题,我曾于2001年初在<出版科学><出版广角>上发表<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一文,主张将大多数出版社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制为出版企业.党的十六大后,中央决定按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进行改革,除少数定性为公益性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都转制为经营性出版企业.此后,我又写过文章,着重谈了学习中央决定的体会.目前,出版社转制尚处于试点阶段,但却引起了全行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这条战线年过76岁的老兵,对出版的历史与现实,在职业和感情上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我对出版改革一直是关心的,对改革进程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也有所观察与思考.我逐渐地认识到,我对出版社转制与整个出版改革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估计不足.

关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

2001年10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127票赞成,4票弃权(无反对票)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使我国著作权法律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新的水平,必将在国内外产生良好的反响。

出版社“企业属性”考

近年来,在报刊上谈论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的属性时,仍有人说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一直是事业单位事业管理,因此出版体制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由完全的事业单位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转变.

出版单位主办主管制度的由来与调整的探索

我国长期实行并由<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成立出版单位要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主管单位的管理制度.这是我们国家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确保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政策.

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此文是作者在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上讲稿的部分内容,征得作者 同意并略加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友好合作的结晶——回顾《中国的出版改革》在日本出版

1998年7月,我的一本文集<中国的出版改革>由日本桐原书店以日文出版.译者为日本知名资深教授竹内实先生.

从戴文葆写给我的信中想到的

戴文葆写给我的信，需要办理的，当时就转给有关部门处理了，如1995年5月，他在韩国参加国际印刷出版文化学术会议时得知，韩国学者利用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实为中国流传物），鼓吹韩国是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国家，回国后专就此事写信给我，

胡乔木在大转折年代的理论贡献——从吴江同志的“两条重要的史料”说起

30年前,曾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单位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大都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大转折年代,胡乔木以多篇讲话和文章,对调整阶级斗争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同是亲历这段历史又对重要事件有所参与的吴江同志,却在30年后,于2010年5月7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

深情思念老出版家王益同志

深受我尊崇的老出版家王益同志，走完他九十二岁的光辉历程，告别了他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和跟着他脚步前行的人们。1935年参加生活书店的王益同志，在全国解放前，为革命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解放后，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作为他的老部下和他的事业的继任者，我更想由悲痛转化为思念。

友好合作的结晶(续)——回顾《中国的出版改革》在日本出版

日本报刊对文集出版的评论 <中国的出版改革>(日文版)出版后,日本的一些报刊发了出版消息或评论,我的日本朋友还把有关的剪报寄来.现摘译其中几件如下:

盛世修典 协调共进——写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之后

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于2002年5月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会议开始时讲:“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桩盛事。对文化界、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事情。《续修四库全书》前人想编没有编成,今天我们圆了100多年来中华学子的梦。盛世修典,这部鸿篇巨制的出版,体现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欣欣向荣,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水平。这将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庆贺。所以,今天也可以说是一个庆功大会。”此文是《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在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经作者略加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上)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正在加快和深化。今天的改革是过去改革的继续和发展。宋木文同志亲历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改革,本刊特请他对即将出版的《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一书中的《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稍作修改后单独发表,供广大读者了解和参考。诚如本文作者所言:由于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决策,我国的出版体制改革定能获得成功,出版事业定能更加繁荣,出版产业定能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