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效果、作用机制与地方政府支持政策下的效应评估

数字技术创新是企业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作用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强度越大,则越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水平;供应链金融能够对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数字技术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具有突出的促进作用;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强风险平滑的能力并校正投融资行为,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增长;在具有较强政府供应链金融政策支持的企业中,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实证测度

文章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的角度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内在逻辑,并进行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内生于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体现金融功能的演进,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逻辑结果。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这种不平衡主要来源于代表金融服务覆盖面的覆盖广度和代表金融服务使用情况的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在三个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结果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内在逻辑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保障数字普惠金融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金融内生成长主体完全按照内部规则自由竞争,缺失外部规则的目标引导会带来内生成长的局限,数字普惠金融仍离不开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好协同,政府部门应因势利导助推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系统化布局。

中国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特征与区域差异研究

面对各种复杂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是抵御风险冲击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文章基于复杂系统视角,选择熵权TOPSIS法从六个维度测度了1998—2021年中国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特征,运用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得到了中国经济韧性的区域差异,使用李雅普诺夫指数分析了中国经济韧性区域差异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韧性呈动态上升态势,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整体韧性及各子维度韧性显著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问题仍较为突出,且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经济韧性的稳定性较弱;中国经济韧性区域差异的动态演进呈现收敛趋势,这为改善中国经济基本面奠定了基础。

最优资本结构偏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偏离对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负债不足还是过度负债的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偏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负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偏离,通过缩短借款期限结构从而制约了创新绩效,且该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企业、竞争激烈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

股权再融资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了吗——基于竞争视角的解释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股权融资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股权再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竞争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后,企业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该作用仅在非公开发行和现金认购的再融资中显著。基于竞争视角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行业竞争程度加剧能够促进再融资对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外部竞争压力较大的公司提升其市场地位的动机更强,再融资后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也更为显著。此外,企业的内在融资需求和管理层的道德价值倾向也是再融资行为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的必要条件。本文结论既丰富了股权再融资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的再融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科技创新型企业创业板上市融资效率研究

对中国科技创新型企业创业板上市的融资效率进行分析后发现,上市后不同企业的融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并且产生融资效率低下问题的原因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转变内部资金流通方式,构建完善的筹融资结构;监管部门不仅要引导科技创新型企业加快上市步伐,还要加强对已上市企业的监督管理。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3年间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25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建立了股权激励通过直接作用路径和间接作用路径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绩效水平,并且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87.56%是通过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12.44%是通过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中,代理成本路径的贡献率为8.00%,盈余管理路径的贡献率为4.44%,投资效率路径表现则不显著。

股票收益率均值回归理论及数量方法研究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日趋完善,均值回归理论在股票收益预测中的应用也日益显现。均值回归理论不仅是证券投资理论的一个历史性跨跃,亦是股票市场可预测理论的一个突破性进展。针对股票长期收益的预测问题,本文从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入手,对均值回归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评述了多种经典或前沿的数量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股票收益率的均值回归进行了分析,找寻到了股票收益率可预测的确定性证据,并揭示了股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过程,以期对均值回归理论的发展现状作出总结,旨在为其今后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对中国证券机构投资者预测能力的实证分析

对股票价格走势特征的研究是证券投资理论永恒不变的主题,从传统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本文将运用近几年最有影响的行为金融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对股票走势的预测能力。以BSI指标代表投资者预期,研究其与中国股票市场收益情况的相关性,通过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加以判断,得出了股票市场短期走势不可预测的结论。

股票市场内幕交易的检验与控制

股市内幕交易的普遍性已被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发展实践所证明。对内幕交易的限制几乎是各国股票市场的共同行为。为规范我国股票市场 ,减少内部交易 ,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明确信息披露时间和方式 ,禁止制造虚假信息和藏匿真实信息行为 ;第二 ,对参与内幕交易的人严厉处罚 ;第三 ,建立内幕交易监控体系 ,对出现异常波动的股票进行调查。明确责任和义务 ,保护合法交易 ,打击内幕交易 ,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政府行为问题研究

股票市场失灵是政府调控的直接原因,政府行为是保证股票市场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运用方差比率寻找“异常波动点”的分析法和市盈率分析法,对中国股票市场与政府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政府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并对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调控股票市场行为进行了评价,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认为政府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二是认为政府的行为会引起股票市场的短期异常波动。

股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国际比较研究

价格发现是股票市场的重要功能和健康发展的标志,实证结果表明,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相比,中国股票市场均值回归周期较长,价格发现能力较弱,从根本上讲是中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研究认为,通过市场行为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化行为进行矫正,将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中国股票市场才能逐渐实现市场化并真正走向成熟;积极推进注册制改革和实现股票发行与上市分离的模式才能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非对称均值回归与金融危机形成机理——基于ANST-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资产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的过程具有必然性和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危机的形成就是资产泡沫积累后的快速回归均值的过程,即资产泡沫快速破裂现象。本文以股票市场为例,使用ANST-GARCH模型对世界几个最主要股票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这些股价指数都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回归现象,利空消息冲击下的均值回归速度要比利好信息冲击下的均值回归速度快,即负的回归快于正的回归。金融危机正是这种非对称均值回归的特殊表现形式。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与释放的非对称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缓积急释”的非对称特点是金融危机形成的重要因素,使金融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以中国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与释放的视角展开研究,分析风险演化的非对称性特征。基于上海证券市场1992年11月至2019年12月的数据,合成包括收益率、波动率以及换手率的市场金融风险压力指标波动方差,并利用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市场有着转换门限为负、转换速度较高、负向冲击系数较大的特点。这说明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动变化对负向冲击更为敏感,风险的积聚和释放存在非对称演化过程,但负向冲击系数与正向冲击系数差值较小,整体非对称程度有限,金融危机爆发的机率较低。

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在构建度量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应用SV-TVP-VAR模型分别从时间和时点维度来分析比较"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使流动性在短期内得到释放,同时也造成了金融风险的急剧增长;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影响存在响应速度的差异,系统性金融风险受到"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单位正向冲击时衰减速度更快,而受到"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单位正向冲击时衰减速度较慢。因此,综合运用货币政策来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利于达到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稳定发展的目标。

异质性债券和能源价格与碳价格的关联机制研究——来自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实证证据

本文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数据为基础,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探究异质性债券和能源价格在经济扩张和经济衰退两个时期对碳价格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受到成本上涨的影响,企业生产规模缩小,能源价格和传统债券价格的上涨对碳价格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受到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流动性压力以及对碳融资政策可预见性增强的因素驱动,企业提前配置或抛售碳配额,促使绿色债券价格上涨对碳价格具有正向影响,传统债券则相反;同时,随着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意愿不断增强,使绿色债券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碳价格同样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探讨异质性债券和能源价格对碳价格的作用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完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政策,催生企业能源消耗选择向绿色过渡,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的能源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突发事件背景下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区制特征

突发事件作为外部冲击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更多的不确定性,突发性与资产价格泡沫化可以诠释新形势下系统性风险的特征。通过聚焦于风险积聚与释放的过程,从区制转换的理论维度阐述了突发事件背景下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过程,并基于区制转换视阈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典型事实与系统性风险的动态运动路径。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具有非线性的区制特征,风险的区制变迁具有棘轮效应;中国资本市场较为稳定地处于风险积聚区制,跃迁至高风险区制以及回落到低风险区制的可能性均比较小;但是突发事件可以刺破累积已久的资产价格泡沫,而泡沫突破阈值的迅速破裂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亟需将突发事件纳入风险常态化治理,防范非预期冲击引起的区制状态突然转换,及时化解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快速释放。

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缺失——来自上证50指数的实证证据

价格发现是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运用均值回归理论,采用2004年1月至2012年12月月度数据,通过STAR模型对上证50指数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证50指数在样本区间内呈显著的趋势性特征而非均值回归特征,上证50指数价格发现功能仍然缺失,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IPO定价市场化以及实行上市与发行相分离等对策。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协动效应——基于世界三大经济体的分析

资本市场衍生于实体经济而又逐渐演化为趋于完整的系统,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与内在关联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基于二分法的思路将研究结论引向了相关和背离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实际上,随机因素对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层面,而两者的本质运行规律应当从长期视角予以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以典型化事实最为突出的世界三大经济体为样本,利用小波分析在兼顾时域和频域的基础上从长期视角识别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变化机理。结果表明,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动效应,且资本市场普遍领先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越发达长期协动效应越明显、领先时间越短。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之悖论

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是使之走向完善的重要步骤。不过,很多制度建设的举措却事与愿违。本文在对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股发行与上市分离模式在当前最具有有效性、现实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