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及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以西安文理学院为例

依照我国和国际教育不同的分类方法,并依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分类和定位的共性特征,对我院定位进行了分项评析。在现实条件下我院应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本位,以建设具有特色鲜明和办学实力的多科性教学型地方知名本科院校为定位,找到应用型院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人才形象、教育成果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共性选择。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和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是教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四个基本方面,在实践的基础上,我院形成了学校领导、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和专家、同行、学生的"三线三面"的监控体系,以及评教、评管、评学、评建和质量标准、基本条件、管理制度、改进机制建设的"四评四建"评价建设机制,构建了具有一定特色的"三线三面、四评四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了学校核心竞争力,推进了学校的进一步改革和可持续发展。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与《西安半月记》的比较研究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虽是陈布雷撰写《西安半月记》的蓝本,但《西安事变日记》并不是蒋氏在事变期间的逐日所记,而是事后补写的。《西安事变日记》叙事简略,内容存在错乱和缺失,《西安半月记》增添了许多材料,内容丰富完整,弥补了《西安事变日记》的不足,虽然极力表现蒋氏"人格"和"正气",但不存在大量造假成分,其整体史料价值较高。《西安事变日记》记载了《西安半月记》有意回避的周恩来与蒋氏会面等情节,凸显出较高的史料价值。

陈胜出身及有关问题的考辨

有人误读历史文献,得出陈胜"出身是相当高贵的","当上900民工的屯长","不是一般的庄稼人","是地方上的豪强"等新结论。但通过对"为人佣耕"、"闾左適戍"、"失期当斩"、"屯长职爵"、"陈胜字涉"的考辨和对历史文献的解析,揭破了这些"新结论"的虚妄和与历史事实的背离。

百团大战的直接原因和战略目的辨析

为了克服国内出现的投降危险,打破日军在华北的囚笼政策,彭德怀发动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选择在1940年8月发动的原因,是因为"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之企图"。百团大战的作战部署和经过贯穿着朱德"掩护西北"和毛泽东"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的战略目的,最终是为了保卫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西安事变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释蒋送蒋看似突兀,然而深入历史的表面背后可以看出,全国舆论的压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和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综合影响,才是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志文考释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全名为“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出土于西安马腾空村北唐代墓葬群。墓志志文虽局部漫漶不清,但经反复仔细识读,仍可辨析其所记载的墓主高瑗的官爵、世谱、葬址及生卒年因,另有关于墓主“父子同名”、功臣号“宝应功臣”以及墓主先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的记载,对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乃至填补史载之阙,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素质结构分析

处于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高职院校之间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教师的素质结构，应该具有以应用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以“双师型”为规格的能力结构，以乐业奉献为导向的道德结构，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贡献力量。

西安事变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的原因

文章通过实证研究 ,认为 1936年 12月 2 5日 ,在西安谈判取得一定成果 ,在南京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 ,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 ,在蒋介石下令撤兵的条件下 ,张学良才当机立断 ,于当天下午送蒋回京 ,从而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及其历史性贡献

本文论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他们在十年内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建了邓小平理论的四大历史性功绩。他们以革命家兼改革家的双重身份，继往开来，承先启后。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 ,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政策 ,使我国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绘制了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蓝图 ,推进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本文认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从革命的唯物史观发展到了改革的唯物史观的新阶段，并论述了邓小平改革的唯物史观的内容、实事求是的史学方法和开辟未来的史学功用论，指出革命的历史观和改革的历史观一起，才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完备形态。

西安地区廉政文化资源调查分析与研究

西安地区廉政文化资源存量丰富,主要集中在红色文化遗存、廉政教育基地、博物馆、区域历史文化等方面。要综合各区县资源,建设集中统一的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将西安红色文化资源与党史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一起规划,充分发挥关学特别是乡约中的廉政思想,建设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廉政教育基地。

冯玉祥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面问题考辨

1988年出版的《冯玉祥自传》提出了1926年他访苏时与斯大林会面的新史料,同年出版的《冯玉祥在陕西》又收录两人在捷尔仁斯基追悼会上晤谈的回忆文章,推翻了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的记载,使冯玉祥与斯大林会面一事逐渐为学者所采用。但证之以《冯玉祥日记》《我的生活》《斯大林年谱》等资料,并从当时形势仔细辨析可知,冯玉祥与斯大林会面一说不能成立,不足采信。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关系新探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杨虽曾主动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但1935年12月汪锋到西安与杨会谈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1936年3月王世英与杨谈判虽然达成初步协议,但却长期徘徊不前。直到东北军西调,杨部填防,陕北苏区交通线中断,中共中央才急于加强与杨的关系。9月,张文彬在西安与杨谈判,正式确定了双方抗日合作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函杨虎城,对双方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西安事变中周蒋会谈之真相考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蒋曾会面两次,一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许,一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前者由宋美龄、张学良陪同,后者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前次会面因时间已晚,仅简单寒暄了几句,再次会谈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的承诺。周蒋会谈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交换条件,也没有更加隐秘的内情,从而廓清了周蒋会谈的历史真相。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安事变关系考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北特支成立于1936年2月。西北特支首先倡议西安事变,并建议于杨、动员于张,促其实现。西北特支开始隶属于中共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8月后才隶属于陕北中共中央,12月改组成中共陕西省委。

毛泽东对抗战相持阶段认识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对抗战发展阶段的判断,是我党制定政策的基础,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认识,经历了1938年11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到1939年6月"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再到1939年9月"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发展变化过程,从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判断以及我党为坚持抗战、争取时局好转的不懈努力和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