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元:扩大本土广告文化国际影响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广告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普遍存在?张殿元:当前经济生活是社会人和组织最普遍的一种生活形态,而广告则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广告的普遍存在对商业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其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商业精神,促进社会生产顺利进行。而除了经济生活,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宣传手段也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相对剥夺感: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研究

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通过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间接效应,构建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心态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运用调查法和统计软件SPSS,对当下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心态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显著影响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链式中介效应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依次通过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两个环节,显著影响社会价值观、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当大量的社会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时,个体层面的负面情绪就会通过群体进而引起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

生成式AI幻象的制造逻辑及其超真实建构的文化后果

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众多媒介都天然地具有欺骗性。正是媒介的欺骗性特征,使得媒介在中介化现实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幻象。作为新型媒介的生成式AI,同样具有欺骗性,且在制造幻象方面已超越既往一切媒介,具体表现为“AI幻觉”“模拟影像”和“深度伪造”等形式。基于概率和模拟的自动化生产的软件系统,构成生成式AI复杂且庞大的欺骗机制,具有物质属性的交互界面,将此种欺骗隐匿其下。生成式AI已经建构起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其幻象正对应着鲍德里亚所预言的“分形文化”。最终的文化后果是,在生成式AI建构的幻象宇宙里,真假与否不再重要,它将我们引入一种“乐此不疲地制造幻象”的媒介环境与新文化形式之中。技术之恶的潜能亦可能被前所未有地激发。

《清俗纪闻》中的中国式物候文化思想辨析——以“年中行事”与“居家”生活为例

以物候文化视角解读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一书是一种全新尝试。该书的生活习俗、礼仪、教育和宗教的内容编排与物候文化的信仰、哲学、科学和生活四重结构基本上一一对应;该书所反映的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物候坐标处于“间接物候时代”末期“小冰河时期”里的“小阳春”,温和友好的物候条件为安静、平和的物候文化生活创造条件;人们按照物候时间来组织安排“年中行事”;按物候空间思想来建构居家环境,安度居家生活。这种对220多年前中国传统物候文化生活的还原、辨析,有利于接续与创新东亚地区共同的物候文化认知,加深彼此间的文化往来。

“大宝”契符:作为物候媒介的甲骨文

物候媒介是指以自然有机生物“中空”特性为基础,书写和记录物候文化信息的物化媒介。甲骨文由龟甲(兽骨)和契符两部分构成,体现了物候媒介的物化媒介与符号媒介的高度统一。“大宝龟”形离神坎,寿而灵,自成未济之卦,是等级最高的占卜具。殷人相信兆文出现在龟甲之刻,亦即“上天”回应人类信息请求之时,而将兆文意义完整契刻在龟甲之上,也就完成了由“大宝龟”到物候媒介的转换。甲骨文龟甲形似宇宙、兆文清晰,契文细劲方折、笔画细瘦如“简笔画”生动精美,是独特完美的物候媒介。而作为物候媒介的甲骨文更加有利于勾连起中国文字源头背后的物候地理、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丰富甲骨学研究工作。

“可沟通性”连通: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术逻辑与理论进路

城市传播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涉及物、人、信息等多个层面的互动。从传播学的视角思考当前中国新媒介技术与城市化转型之间的学理关系,是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做出中国传播学的响应。本文讨论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术支撑体系,从“大数据+网格化”治理技术、场景化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三个层面,阐释了数字化技术嵌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体验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理论入口及其传播框架,即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逻辑,将“可沟通性”作为数字城市传播的理论进路,进一步拓宽了数字化城市传播在解释当前各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过程以及方向等问题的理解。

世界传媒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审视

从世界传媒发展史来看 ,大众传媒出现后经历了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大众传媒又经历了传媒政治化、传媒商业化、传媒垄断化三个时期。在不同社会、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 ,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亦不同。世界传媒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考察对中国传媒界的启示是 ,在媒介体制转型中 ,应该注意强化媒介产品生产的道德考量 ,警惕改革中资本逻辑对传媒业的过度操控 ,确立传媒以人为本的社会定位。

广告文化的性别建构问题分析

广告文化带有鲜明的性别属性,而两性也被广告文化所规定,接受广告信息并依此而进行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成了“性别训练”,在整体上并不客观的性别展示只会歪曲人们的性别意识。广告文化对女性的贬损表现在对女性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否定,女性形象在广告文化中被物化了。广告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典范形象在现代广告传媒的推动下很容易成为某一特定地区团体的经验,最后形成一种类型化的社会性格。这要求女性保持独立的、自主的意识,正视造成性别差异的文化结构,透析男权意识形态对广告文化的支配法则,并拆穿广告文化所散布的性别迷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颠覆广告文化所建构的不平衡的两性权力结构,帮助女性摆脱男权社会的宰制,实现性别构成和性别特质的多种可能性。

广告传播负面影响的文化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广告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广告所负载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广告意象形态大行其道，消解着意识形态的霸权，并对人们心智和行为实施软控制；受众耽迷于跨国广告所营造的情境之中，以西方的生活模式来设定现代化目标；广告的消极示范效应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常态，导致了“炫耀性消费”、“消费陋俗”等畸形社会行为的出现；广告语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再生方式，进而影响了主导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对广告的过分依赖，导致媒介产品的质量下降，从而降低受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

解蔽和重构：广告文化的批判性阐释

广告文化批判是通过解读广告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揭露其中存在的结构性压迫关系并寻求解救的知识践行。广告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操作层面的广告活动,而是作为泛文本的广告文化;广告文化批判在权力和主体性的范畴内进行;广告文化批判的目的是在全面深入认识广告文化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广告与社会、广告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广告文化生态环境;广告文化批判的路径是通过广告人的文化自觉和广告批评家的独立意识重塑受众的主体性认知。

批判研究:广告文化传播的另类解读

广告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操作层面的广告活动 ,而是作为泛文本的广告文化 ,权力和主体性是广告文化批判最主要的两个批判范畴。广告文化批判的目的是在全面深入地认识广告文化现实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广告与社会、广告与人之间的关系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广告文化生态环境。广告文化批判研究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西方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一是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

技术·权力·结构: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嬗变

在中国大陆,与公私不分的政治大一统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相比,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类公共领域"既部分还原了概念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权"属性,也表现出了与西方自17世纪开始持续近300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尽相同的复杂性。一方面,在推进公民信息获取、议题参与和理性交往上,网络新媒体有着巨大的潜能,技术的赋权无疑让更多的人在网络新媒体中进行传播活动,过去被动的视听众变成了如今意见表达的参与者、政治对话的贡献者和公共舞台的行动者,颠覆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让它自身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对它的窥视、占有和利用必将改变其中的话语空间和交流方式,"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随之发生。对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变迁的考察,要坚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不把技术看成是完全中立和价值无涉,权力因素对传播技术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和确定性影响。公共领域的独特品性和自身逻辑在网络新媒体的推动下,超越了原本狭隘的阶级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形态。

中国传媒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考察

从世界传媒发展史看,大众传媒出现后经历了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大众传媒又经历了传媒政治化、传媒商业化、传媒垄断化3个时期。在不同社会、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亦不相同。世界传媒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考察对中国传媒界的启示是,在媒介体制转型中,应该注意强化媒介产品生产的道德考量,警惕改革中资本逻辑对传媒业的过度操纵,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定位。

人文、技术和规制:认知网络传播媒介的三个维度

媒介融合实质上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普及的表征。这一表征经互联网的融入和催化出现了化学反应,产生了一种可以摆脱时间、空间限制,能够完成"脱域"传播,生成最接近现实的"虚拟现实"的传播革命。同时,"视听"感官在生物接收外界信息的先在性决定了:传统大众传媒在此次传播革命中的任务是自身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重点是推进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方向是打造全新的传媒形式——网络传播新媒介。从人文、技术和规制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网络传播媒介,是认识和把握整个网络传播时代的有效路径。

失衡的权力:国际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国际广告是一种权力或一种力量,不同的国家对这种权力和力量的控制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广告传播活动中所处的状态可以描述为:不分地区的权力和毫无权力的地区、消费经验的建构和被建构的消费经验、经济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经济。对国际广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寻求相应的对策:认清国际广告散布的语义迷思;发展本土广告业抢占国际传播空间;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

新媒体文化之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创新

新媒体文化敲响了创新的时代最强音,以情怀、兴趣和信息分享,而非物质刺激、垄断和集中化管理来激发创新精神。网络社会中,蔑视传统边界和等级、反权威、非逐利的新媒体文化实践,必将引向以尊重多元、共享和混杂为基础的新文化心态,形成强调分享、尊重生态、关心人权的新公民文化。新媒体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文化逻辑、文化基因和文化模式三个方面。

广告文化的性别建构问题分析

以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理论来解读广告文化中的性别展示,似乎过分夸大了广告文化的建构功能,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广告文化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化进程中性别意识获得参考框架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是,在一个无法从广告文化中脱身的商业社会里,在性别成为广告创作利用最多的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又有谁能忽视广告文化的“性别规训”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

广告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活动被一种宏观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控制着,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前者不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营销建构了需求,社会关系支撑了市场活动,组织结构控制了经济过程。广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权力关系制约下的广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它的研究范畴以权力为核心,包括广告运作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广告机制两个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为广告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坚持以整体社会理论、历史主义观点和社会平等价值观为主线的研究方法。

世界性广告消费主义的文化批判

通过广告业的跨境运营,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行销和精神生活的商品化过程,广告助生的世界性消费主义文化已隐然成形,它必将对全球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先前商业文化较少染指的地方产生影响,传统人格的广告化,民族精神的商业化,私人领地的公共化就是这种影响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