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彭兆荣教授结合自己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回顾了由外国文学到古希腊文化酒神精神与文学仪式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缘于西方知识考古学思潮的影响,尝试通过西方文化的知识考古以探究文学中所谓诗学的源头。访谈还涉及以下重要论题: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特定关联;其次,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再次,如何认识民族志的"真实性",如何重估"大传统"与"小传统";最后,彭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民族仪式、家园意识与民族认同角度评价了旅游人类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涉及的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关联,并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旅游人类学与旅游发展——旅游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日益凸显。这种价值既体现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也反应在旅游学的范畴内。与当下旅游学界长于做"短线研究不大一样,旅游人类学偏向做中、长线的研究,它主要关心现代旅游对东道主社会,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结构、传统价值、族群认同、社会角色、文化变迁等所带来的影响"。旅游人类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田野观察和反思,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

十多年前,徐杰舜教授曾就"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文法’提升"等问题,对彭兆荣教授做了一个专访。十多年后,彭教授业已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界领军人物。当两位老友相聚在首届旅游高峰论坛上,探讨的话题自然就定格于旅游、旅游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国际化与在地化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彭兆荣教授访谈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彭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在北京对您进行这次专访，来之前我做了一点准备，从知网上搜了一下，对您的访谈大概有六、七篇。

乡村振兴中活态遗产的生命本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包含着鲜明的生命意象,与“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相得益彰。也就是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相嵌着“生命农学”的深深痕迹。邻国日本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极其重视这一主题,可为参照。当下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而保护文化遗产,特别是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行并举。中华农耕文明中“天时-地利-物候”的农学基因生动表明了这种生命意象。同时,作为传统的耕读传家的活态遗产的重要纽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传承的中国特色。遗憾的是,我国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理讨论中,鲜见“农学”身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法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财产”的一种遗留,与文化人类学存在逻辑关系——不仅是字面上“类同”,更是作为人类文化表述、呈现和延续的一种“存在形态”。因此,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单列”类型的产生,在知识形制、方法论方面就与民俗学、人类学存在密切的关系。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乡村振兴:守护农家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特殊的家园——农家,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不仅演化了中式文明模式与思维形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我国当下正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守护好“农家”,是关乎乡村振兴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检验这一重大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

乡村振兴“家”之四重奏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论乡村振兴中“道法自然”的中式智慧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天人合一”,这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所遵循的原则是道法自然。以今日之表述,强调“生态-生物-生命”的“三生共同体”整体观。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传统文明基础和基因上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这些博物精粹,尤其表现在“三农”之中,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辨析和传承。当今世界遇上了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乃至生命危机,即所谓“三生”危机。中华传统中生态文明与乡土社会相契合的智慧值得传承和发扬,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检验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同时,学界也希望将这些中式生态智慧贡献给世界。

论文化空间与“非遗”价值

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一体,难以拆解。以专业词汇观,“文化空间”与人类学有着特殊关联。作为空间的一种特殊形态,无论是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抑或是人文地理等概念,皆与之有涉。文化空间尤与地方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说明。从文化空间与“非遗”的特殊性视域,就二者之关系特性、地方特点、案例特色(南音)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非遗从产生、传承到发展既反映出遗产的文化共性,又呈现出不同地域的多元形态,同时与时空互为表述,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时空形制”。

文明是脉 乡土是根——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农学

当下我国正致力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与学科体系的建构。然而,依笔者之见,在这些相关“建设任务”中,忽略、缺乏或轻视对中华传统文明根基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农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关系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农耕文明、农业根脉结合得最为密切,如二十四节气、春节等皆与农耕文明互为一体、相互依存。“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中华文明的概括性表述之一,其核心价值包含于“道法自然”中以获“利”、以求“和”(二者皆从“禾”),这其中都包蕴着农耕文明的因子。

艺术遗产学:学科与证明

我国最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了艺术学二级学科“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设置,体现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如何理解、定位这一新兴学科,是艺术学发展中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科上的正名与证明,需要将西方的“art”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一并植入。艺术遗产学科建设既要了解西方艺术的发展规律,更要了解中国艺术遗产的历史特点,还要结合科技创新成果来开展,即学科建设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具有“中国特色”,从而以全新的方式融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工程。

论“非遗”的三个面向

我国正在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传统的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表现在文化遗产方面,最为鲜活的正是“非遗”。“非遗”作为活态遗产,不仅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也是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更是“地方性”民俗、民情的重要依据。在全球“移动性”显著增强的今天,“非遗”可以或可能成为大众旅游潮流中的文化品牌。

移动的边界:论旅游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访彭兆荣教授

邹赞(以下简称“邹”):彭老师,您好!十九大以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刺激旅游业发展,一时间智慧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观念,旅游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学界一般认为,旅游都是通过复制日常生活来提供一个个想象性的满足,即借助短暂的异地生活体验,完成一次次精神/心灵上的向往之旅。比如说我自幼生活在南方,但是我对北方充满了一种期待,那么我会通过旅游来印证和完成自己对北方的想象。此外,旅游也是现实秩序合法化的一种有效路径,不同的人群在跨域流动中体验空间变化和文化多样性,在多维参照下不断修正、调整、提升自我认知视域,成功挪移或消除那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浮躁。旅游关联到地理空间的跨越,可以说是一种跨域的文化旅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重要课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论三生艺术

以艺术的整体视野观之,艺术与“三生”(生态—生物—生命)的关系是一体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然而,随着分析时代的学科细致化过程,与其他学科一样,艺术在现代教育的体制中呈现出“专业化”趋向,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态势人为地将整体拆解成零部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到来,“三生危机”成为世界危机,这不仅需要科学—学科重新整合起来面对挑战,也促使我们对艺术学科的重新反思。“三生艺术”正是笔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以就教于学术界。

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彭兆荣教授以自己在西南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人类学与族群、区域、文学、旅游、遗产等研究领域的关系,对目前学术界的学派划分、学科界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倡导一种无边界的人类学研究。并以西南为例,对"学派"、"遗产"等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进行了谱系梳理和辨析,对于我们了解西南地区的旅游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更重要的是在遗产阐释过程中让公众了解其旅游对地方社会、经济、环境产生的全面影响,并鼓励公众对遗产旅游地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实、界域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代的“世界性新生事物”,具有强烈的遗产政治学的色彩。我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强力推动的“非遗保护”包含着在世界彰显“东方价值”的战略意图,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从学科角度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关涉的范围宽,边界广,内涵多,形式杂,与相关学科交错、交叉、交集现象严重。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性,需要在方法论,尤其是在方法上有所侧重。面对当今学科细化的趋向,整合性的方法特别值得提倡,比如博物民族志。

农业革命与国家生成: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视野

农业革命作为历史演化的重要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被公认为一种历史性社会进步。主流观点认为:以栽培和驯化,以及水利灌溉为基本特征的农业革命不仅是原始时期人类采集狩猎形态的进化,而且促使了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生成。近一段时期,人类学家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出现强烈的反思性、甚至是反叛性观点;尤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 201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Against the Grain是作者有意而设定的双关语,具有“事与愿违”的意思。此书2019年由翁德明翻译,麦田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反谷》。2022年由田雷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意译为《作茧自缚》。笔者在引用时兼顾三者,择而引之。为代表。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人类学的反思观点对于我国的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都需要辨析,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