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数字版权保护策略

数字出版给版权保护带来了新的难题。鉴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对版权事业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立足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宏观观察,研究认为,有必要从以数字版权为中心重塑版权法律制度、加强数字版权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版权管理部门数字版权管理能力等战略高度考量数字版权的保护。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近几年,人工智能不但“染指文字创作”领域,也开始“涉足”音乐创作和美术创作,但是人工智能的生成物究竟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等问题亟待回答。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不是“人”。人工智能显然也不具备承担责任所需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来源。所以人工智能还不足以成为“拟制人”。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项科技成果,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音乐、绘画、图形等生成物,虽然具有作品的外观,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其著作权归根结底也属于人类主体。目前其他学者提出的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归属于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归属于公有领域、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等观点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情形下,应当依据创造主义、所有权主义或者约定主义,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不同归属。

论网络治理法治化的正当性、路径及建议

网络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网络治理也是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是现实社会治理逻辑向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体现;是网络空间中利益平衡与价值协调的必然要求。网络治理的法治化,需要发挥法律的直接和间接调整作用,通过延伸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及传导性立法来完善网络法律体系。提升我国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应着眼于规范政府监管,保障行业自律,促进"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充分发挥法律在治理路径中的系统效应和协同效应;完善制度设计,细化评价标准,突出处置程序的透明性和可救济性。

“被遗忘权”探析

"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的判决使在欧洲处于早期权利形态的"被遗忘权"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项正式权利,同时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一项民事权利。通过探究"被遗忘权"提出和兴起的历程,对国内外有关立法进行对比,其目的在于给"被遗忘权"本土化路径的探索提供思路。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之争——以“高通诉魅族”案为切入点

"高通"与"魅族""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之争愈演愈烈,再次将业界的目光聚焦到拥有大量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如何授权给专利使用人才是恰当的这个问题上,换言之,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许可费率既能最大限度保障双方权利,又不会阻碍科技领域的发展创新。本文拟以"高通诉魅族"一案为切入点,并结合标准必要专利领域两个典型案件,综合研究标准必要专利的实质、对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专利许可费率等问题。

诚实信用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本文着重分析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与功能,并将诚实信用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法中的适用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诚实信用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属性冲突与契合

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属性的冲突上,反对赋予其知识产权的学术观点认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知识产权不符合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属性。虽然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并非不体现智力成分,但是严格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其智力成果属性一直在褪色,这以商标、地理标志等为先例。所以,需要找到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契合点,即信息属性,因为信息属性是传统知识产权与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共有属性,这使后者进入知识产权制度范围成为可能。

算法时代网络平台版权责任刍议

传统避风港体系形成的平台版权责任认定规则难以适应智能算法时代数字版权的新发展态势。网络平台利用算法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及产业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算法内容过滤技术进步对其版权注意义务要求的提高。结合技术发展与运用领域的特殊性,对平台版权责任认定要结合技术特点及现实基础进行分析。在加强平台的注意义务方面,应循序引入过滤机制,采用以特殊过滤义务为主,合理收费机制下的一般过滤义务为辅的模式。在平台算法决策实施规制方面,推动算法决策本身的合理性,构建算法透明化的算法问责机制,促进平台版权算法的有效运行。

域外视角:少年司法观护制度的演进及借鉴

少年观护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受到该国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差异的影响,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从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看,以历史传承、核心程序的控制机制和程序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价值理念为划分标准,有学者将少年司法划分为芬兰福利模式,德国教育刑法模式,美国惩罚与福利二元模式以及英格兰威尔士协作模式。少年观护制度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制度特点和模式选择与少年司法制度具有直接和密切的关联。

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关注此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我国学术界和立法界关注此问题的时间较短,基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近几年形成一个研究高潮。本文仅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概况作粗浅的介绍。

利益均衡视角下UGC 版权规则浅析

UGC创作模式凝聚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想象力,成为新媒体时代重要的内容资源之一。面对海量原创内容的涌现,传统版权规则存在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文章认为UGC模式中平台、作品权利人、社会公众的版权侵权行为,其根源在于被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或社会声誉的欲望所驱动。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版权保护特点,需拓宽版权收益的界定范围,降低主体间的博弈成本,探索一种三方利益均衡的版权治理规则。这对于保证UGC创作模式下精神产品的良性传播以及作品产业化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具有三个特殊性:侵权结果具有损害与妨害的双重属性、停止侵害责任永久性、预防性责任扩张。但这些特殊性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中,且内容繁杂,不易概括出一般规则。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应当采用侵权责任模式,基于知识产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区别,对不同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进行区分,区分后则无设立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必要。为保证民法典的体系性和逻辑性,应当在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在各单行法中规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

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理论困境与对策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要构建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在适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艺的过程中,面临着民间文艺权利主体的复杂性、保护期限的不确定性、客体指向的模糊性等理论困境。在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都明确支持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并且民间文艺与作品具有共同特征的前提下,从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适用集体主体、民间文艺的保护期限适用固定期限加到期续展、民间文艺的客体指向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这三个方面,能够破解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理论困境。

现有技术抗辩的司法适用顺序

是否优先审查现有技术抗辩,法律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实质不侵权理论"在论证现有技术抗辩的优先顺位时存在论证不充分的问题,需要进行补强。优先审查是否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无论结果为等同侵权、字面侵权或未落入保护范围,法院仍应对现有技术抗辩进行审查。优先审查现有技术抗辩,在现有技术抗辩成立的情况下,则无须审理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从简化审理程序、提高审判效率的角度考虑,应该优先审理现有技术抗辩。

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处理方法研究

平衡各方利益为解决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点。实践中,传统的待履行合同方法因未能顾及知识产权的特性而难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允许被许可人在许可人破产、破产管理人拒绝履行合同时继续使用知识产权,而对被许可人破产时破产管理人能否承担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义务有"假设性测试""真实性测试""字面含义测试"三种解决方法的争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在破产法司法解释或相关法规中构建企业破产中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法律制度。

我国著作权案件临时禁令的适用标准

临时禁令是权利人针对侵权行为做出的迅速、有效的禁止侵权的行为。近几年,申请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在数量上呈现降低的趋势,但不都是临时禁令的积极作用,也存在别有用心之人的铤而走险之举。尽管新民事诉讼法增设了全面的救济措施,临时禁令也可以及时将损害保持在最小的程度,防止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尽可能地保护申请人的权益,在某些情况之下,仍有可能造成被申请人权益的损害。

论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换代,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具备"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人工智能做出的"发明创造",或者本身是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或者能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给予回应。当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成为"发明创造"的主体,对该"发明创造"予以回应的最好的制度安排仍然是专利制度。如果人工智能的"发明创造"要落入专利法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该"发明创造"应当具备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授权条件。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应当从所有权主义和约定主义两个角度入手来考虑。

对农业传统知识保护模式的思考

农业植物多样性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为维持农业植物品种的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丰富,应当保护农业植物和遗传资源赖以存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权利尤其应当得到保障。文章从《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的要求出发,比照我国实际情况,从组织及机构设立、功能和国家政策等宏观方面,探讨我国对农业传统知识保护应有的法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