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标准认证如何助力企业“出海”?——兼论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

本文通过拓展Melitz(2003)提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阐明了通过国际标准认证促进企业出口的理论机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当企业生产率较低时,通过国际标准认证促进了企业出口,也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率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与此同时,产品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通过国际标准认证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国际标准认证的作用。

浙江山区县域绿色转型发展评价与动力机制

科学量化山区26县绿色转型水平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从“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生活”三生空间视角构建绿色转型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重心-标准差椭圆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研究2010~2021年浙江山区26县绿色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1年山区26县绿色转型整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幅为2.428%,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绿色转型的变异系数逐年减小,地区差异从“大差距低水平”特征逐渐向“小差距高水平”特征转变。②2010~2021年山区26县绿色转型逐渐呈现“永嘉—缙云—青田”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绿色转型重心逐渐向北扩张,研究期内山区26县北部县域的绿色转型有较大提升;山区26县绿色转型空间分布总体呈较为稳定的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格局,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③各影响因素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经济发展、城市化、政府调控和人力资本素质始终是山区26县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因素,金融发展、科技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驱动力逐渐增强,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尚不稳定,对于山区26县绿色转型的拉动能力有限。

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

在回顾相关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性贫困概念,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减贫模式。应对依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从上而下"的传统减贫思路进行拓展,充分重视依靠自生能力和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的减贫新思路,两种减贫思路相结合的包容性增长减贫新模式是缓解制度性贫困的有效途径。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构建具有泛利性和包容性的包容型政府。

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LM检验、Fisher-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在蓝天白云之下,人民才会更有幸福感。当前中国和浙江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遇到了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如何统筹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和浙江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兼有创新、绿色两大特征,对于中国来说,创新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动力难以成功转换,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环境问题解决不好,绿色家园难以成功守护,无法翻越“库兹涅茨曲线”。高质量发展亟待科技创新生产力与生态环境生产力的结合,亟待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的融合,需要“绿色+创新”。

从乡村经济出发:一种新的“浙江模式”

＂向上＂推动＂都市圈经济＂,＂向下＂打造＂特色小镇＂,＂落地＂发展＂乡村经济＂或许会成为＂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一个新的＂浙江模式＂。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得与失——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评估

"省直管县"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评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对于该项改革的推广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中部省份安徽为例,评估2007年以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对12个试点县(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安徽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对试点县(市)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推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县域经济发展;但是,该项改革对提高试点县(市)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安徽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仅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形成了财政"省直管县"模式,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因此,实施"省直管县"的改革需因时因地制宜,县级政府应减少财政公共经费支出,省级政府应加强对试点县(市)的财政监督。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行动

从浙江实践和经验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鼓励各地因地、因业制宜、多元探索;强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产业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兼顾生产和生活,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改革体制,创新机制,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活市场、要素。

大变局下的财政、金融与城市发展转型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渐窄。部分地区包含隐性债务在内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超过了警戒线,“以地融资”的模式难以为继,甚至影响到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海外政策利率处于高位,境内外政策理论“剪刀差”不断扩大。相较以往多次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在短期内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存在诸多的掣肘因素,需要决策层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智慧。为此,本期“热点评论”邀请财政、金融及城市发展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当下经济局势,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展开讨论。

浙江迎来制造业创新发展重大机遇

如何突破＂技术升级陷阱＂和加快产业创新发展是中国增强比较优势和迈向中高等收入发展水平的必经之路。2016年8月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继发布了《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指南》和《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做好乡村振兴这张答卷

2004年伊始,中央连续14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以及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从＂农民增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到＂乡村振兴＂,表明推动＂三农＂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对我国乡村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每个地域都有一张＂乡村振兴答卷＂。

浙江省民间融资管理研究:现实困境、阳光模式与制度构建

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农村经济具有内生性和共生性特征,浙江省民间融资"缘约文化"、人格化交易、三元结构和游资化趋势等现实困境使得浙江民营经济遭遇"马格里布命题",本文提出民间金融阳光化的"PFI-PPP-PFS模式"以构造中小企业金融、农村农业金融和个体服务金融的"民间金融管理体系"解决该命题,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构建以供决策者参考。

利己动机、利他偏好与包容性增长--嵌入“家长式利他”的OLG模型分析

本文从"斯密悖论"视角探讨了微观个体利己动机和利他偏好的区别,并在新古典OLG模型中嵌入"家长式利他"假设,分析了理性"经济人"代际利他的作用。研究发现:(1)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最优增长率在带有利他偏好的功利社会效用函数中要高于哈萨尼效应函数;(2)中央计划者(政府)可以通过鼓励父辈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利他行为而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由此可见,个体利他行为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个人自利与和谐社会路径的群里互惠。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创业型人才培养调查

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抽取宁波大学、温州大学660名研究生开展创业型人才培养状况调研。通过分析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和创业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统计数据,了解东部沿海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群体创业型人才培养开展的程度及效果等情况,提出采取加大创业环境的建设与宣传、加强研究生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训练等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影响的调查研究--以美国CPSC与欧洲RAPEX为例

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了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利于对外贸易关系的良性发展,须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挑战,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新发展、新突破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年贸易与投资壁垒报告》认为,全球限制贸易的趋势依然强劲。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被监测的31个国家共采取了200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自经济危机以来,这31个国家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起。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后基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并从投资扩张的视角分析上述影响出现异质性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包括:东部地区“内生发展偏好”与“融资约束”共存导致金融发展不足,使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仅存在规模效应;西部地区金融过度发展导致“攫取效应”突显,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部地区投资扩张模式已由内源向外源转变且金融深化程度适中,因而金融发展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适度“加杠杆”是发挥金融体系积极作用的基础,过度“加杠杆”则产生“攫取性”效应,因此推进金融发展应注重“共容性”体系构建,避免陷入“攫取性”发展陷阱。

着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城镇化既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构建公民社会和建设福利国家的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关键。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浙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推进经营主体多元化合作、加强经营主体规范化发展、提升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浙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这为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路径,确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2020年4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提出“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