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历史间穿行——方维规教授访谈

方维规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研究,横跨历史和文学两个领域,致力于人文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概念史”都由他首先介绍到中国。作为国内公认的概念史奠基人和概念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引介概念史原理、示范概念史方法、评价概念史得失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他迁移德国史学方法、从概念角度来关切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思维转换和思潮变迁,把握长时段中社会变化的内在脉络和总体特征,为深入近代社会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坚实的理论依据。近年来,他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热情主要集中于以概念史方法重审文学基本问题,经文学翻译测绘中西文化差异,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梳理了如“文学”“世界文学”“跨文化”等诸多重要概念的历史语义和时代语境。在人文研究的跨文化时代,方维规教授倡导以文史互鉴为立场、以概念史为方法,在方法交响和视野重整中,追寻文学真味、洞察历史真相。

历史的思想形象——方维规教授访谈录

方维规，1957年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特利尔大学、哥延根大学、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方维规 高照成：世界文学·全球化·世界主义

高照成（下文简称高）：方老师,据我所知,您主编的＂思想与方法＂丛书之一的＂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作为2015年10月在北师大举办的一次高端国际会议的成果在国内影响颇大。能否请您谈谈当时举办以＂世界文学＂为主题的这样一场国际会议的初衷？

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

20世纪中期以来,接受美学是世界上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它赋予读者以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接受过程,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而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学阐释是一种理解或领会的艺术,积极的理解过程是创造意义的审美体验。对一部过去作品的理解就是今昔对话,以达到今昔审美经验的融合。不管是康士坦茨学派的姚斯和伊瑟尔,还是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和伽达默尔,他们的理论常能见出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的影响;而理论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也常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即注重文学表达与注重文学内容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范式转换具有颠覆性意义,然而它的不少见解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兑现。只注重读者经验的方法,往往会过于简化审美客体。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

19世纪中国人眼里的全新世界图像,以及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如何使其另眼看待"中国"之外的世界?从往昔之"蛮夷"到近代之"外国人",这一语言用法的现代转型,足以见出深层的观念转变。"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对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它不只是词语和概念的演变问题,更是彼时中国人变化了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判断之体现。它也不只是四个词的运用问题,整个发展首先涉及它们在特定概念体系中的位置,从而折射出概念体系本身的演进。没有这一转换,"外交"、"世界"、"国际"等一系列现代汉语新概念的生成是不可想象的。

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算起,中国翻译、介绍和评论本雅明,已有二十年历史。然而,本雅明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对"光晕"概念的理解便是其中之一。本雅明究竟是何时开始论述"光晕"概念的?如何理解本雅明谈论"光晕"的几段文字?什么是"光晕"概念的本义和转义?关于这些问题,学界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常能见到"人云亦云"的现象,甚至"以讹传讹";还有一些译文中的句子,对原义至多只能猜猜而已。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民族主义原则损伤之后——中国150年羡憎情结

尼采提出“羡憎情结”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马克斯·舍勒对这一精神琨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羡憎情结”是西方现当代社会、历史、政治等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民族情感受挫以后及文化危机之时的典型对外回应方式之一,也是建构集体“自我图象”和“他图象”的心理驱动力。话语分析方法及形象学研究可以揭示,中国150年来的一些典型论说,正是来自内外冲突与心灵创伤的“羡憎情结”。

欧洲“沙龙”小史

2015年12月在巴黎讲学,冬梅寄来她的专著《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以下简称《沙龙》）二校稿。这次讲学就住在市中心巴黎圣母院不远的街道,闲暇的时候常在塞纳河边散步,常去咖啡馆和酒馆,还有那数不清的博物馆和画廊,深深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和底蕴。

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兼论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此文以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为中心,讨论文学社会学中两个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特殊社会学;阿多诺在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时,则强调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当时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至关紧要,而且一直还在为难文学社会学的定义和学科归属。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地位、任务及其研究范围,国际学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关系,并视文学社会学为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谁造就了“史密斯热”?——就《中国人的特性》与诸学者商榷

20世纪90年代起，一本百年旧书在中国又被人翻箱倒柜地拿出来重译或翻印，是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笔者已经见到10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这一狂译之势，让我想起了形象学研究所探讨的形象的基本形态中的一种范式：人们在建构他者形象或自我形象的时候，

“中间道路”的艺术史观——豪泽尔艺术社会学思想探析

匈牙利艺术史家及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是最早将社会学命题整合进艺术史考察的学者之一,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借助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来考察艺术的生产和接受,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笃信艺术辩证法、艺术的悖论亦即对立因素的融合,并在方法上坚持走中间道路。他认为教育阶层决定艺术样式,根据阶层区分艺术形式和风格,可用于整个艺术史研究。他追求在整体性思想的指导下认识艺术及其复杂活动,并在卢卡契和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之间选择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观。

语言与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欧洲人在明末清初对汉语的最初印象,是后来人考察汉语的起点,一些观点甚至延续了几个世纪,比如:汉语简略生动,但语焉不详;又如:汉字丰富多彩,却资源不足。之后,洪堡从其语言哲学理论出发,追究"汉语精神"亦即汉语与思辨的关系,认为汉语不追求语法上的精确概念,他的价值判断倾向于西方语言的精确性和逻辑性。洪堡之后的一个典型的西方观点是:汉语因为汉字结构而不太适合于抽象思维,更有利于直观的形象思维;中国思维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色彩,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汉语特性使哲学思考充满模糊性。而所谓欧化文法的精确性和逻辑性,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不少新文化、新文体倡导者的认同。

再论新媒介的能量

我的报告题目很快会让人想到互联网、新媒介、电子文化的能量，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假如谁期待本人只论述最新技术发展及其所显示出的威力，那他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我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媒介的发展。对口头文学和手稿文学来说，印刷文学无疑是新媒介。而且能量无穷。就媒介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今天的状况和历史上的发展存在很多相同之处。

中国翻译重灾区

本人前不久在台湾讲学，喝茶聊天时，自然少不了谈论学术。有一次，同仁调侃地罗列了大陆的几部大“复印机”。此话怎讲？听完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复印机”是指中国大陆的有些学者教授，其实无多建树，拿不出多少自己的东西。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复印了不少西洋材料，翻译了不少名作，复制了不少思想。所谓大复印机，是说他们已经很有名气，甚至成了谈论某些西方理论的“一方诸侯”。

不愿捉迷藏的人——论伯尔的美学思想

海因里希·伯尔是后战争时代德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把重建人性和拯救被毒化的德语视为战后德国文学的重要任务。他所追求的"人道美学",始终坚持人性与诗性的结合;他的"语言道德"之说,强调政治、伦理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密切相关。作为"介入文学"的作家,他反对作家对社会漠不关心,同现实玩捉迷藏游戏。他认为作家要听从自己的良知,让语言成为冲破现实表象的工具,使作品成为自由的最后堡垒。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激情、幽默和讽刺,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协调。在他看来,"事实"永远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需要借助想象来创造"自己的现实"。

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南北文学观”的缘起与回转

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南北文化和文学观"起始于日本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而这种实证主义文学史观的理论来源,须溯至丹纳的"环境论"。梁启超等学者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南北论",并做了进一步演绎和拓展。这种中国化了的"中国文学南北观",最终又成为卫礼贤等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所凭附的理论实据。缘于西方,成于东方,后又返归西方的中国文学南北论,无疑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颇为精彩的案例。

编年史刍议——简论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创新

应《中国文学编年史》（下称《编年史》）总主编陈文新先生之邀，本人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行的此著的出版座谈会。会议地点让我预感此著定为不同凡响之作，但我没有料想这部文学编年著作竟是十八卷本的鸿篇巨制。笔者曾常年在德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之一便是中国文学，这类参考书正是翘望已久的。

“科学时代的戏剧”——重读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和实践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称之为叙事的、反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心理主义的戏剧叙事,是一种开创现代戏剧的尝试,即为现代"科学时代"提供一种戏剧。他不断探索戏剧的创新形式,追求旨在哲学认识的审美方法,如叙事化、陌生化、历史化等,都源于他的审美原则和主要着眼点,即"旧"与"新"的区分。在他看来,叙事剧创作的根源在于旧的戏剧形式已经无法把握变化了的社会状况;要拯救艺术,就必须让它挣脱束缚,顺应新的时代。艺术被看作克服异化的工具,以实现人的自我解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之外,布莱希特的戏剧创新还从其他不少理论资源和表演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