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斋石墨题跋选 朱翼盦撰 施安昌注

库装本醴泉铭，北宋初拓本，予平生所见第一。是本初藏故内，清末帝逊国后，以禁城内前三殿予国人。交接之际，凡所储图籍碑版散失颇多。据地安门市肆估人云，同时鬻于市者，有库装本宋拓皇甫君碑及王铎书签宋拓集王圣教序记，并此碑而三，皆为品古斋郑姓以贱价得之，郑旋转鬻于厂肆。皇甫君碑已入东瀛，圣教不知流转何所，是碑由庆云堂曹姓以五百金售诸京师人韩麟阁，乃灵石何景齐为之撮合。

朱翼盦先生的碑帖收藏

故宫博物院举办朱翼盒先生旧藏碑帖展览有几次了。当然，那都是在拨乱反正，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与历史文化遗产之后的事情。对于古代石刻研究的风气，兴起于宋。对于拓本的品鉴比勘，至清代乾嘉时尤炽。在那时，评骘碑帖形成了广搜博罗，校订同异的方法和标准，为许多人认同。

书张廷济录黄小松致赵魏三手札后

张廷济录黄易至赵魏论金石手札三通,各有月日,皆无年款,不易排序。手札见于《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手迹》,称为《秋气札》《新斋札》和《南还札》。[1]赵魏（1746—1825）,仁和（今杭州）人,字晋斋,号菉森,一号洛生。恩贡生。室名竹崦庵。书法尤精篆隶。其考据金石文字为时人所称,亦富收藏,著有《竹崦庵金石录》《竹崦庵金石目》《竹崦庵传抄书目》。赵魏与黄易（1744—1802）交往甚密,黄长赵两岁。

唐人对《说文解字》部首的改革

东汉的许慎著《说文解字》,用五百四十个部首贯穿一万多个汉字,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因为部首的确定,有助于汉字字形和字义的分辨,并为汉字的分类与检阅提供了方便。汉字包括单体字和合体字两类。许慎时就有“文”与“字”的概念,“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合体字是由偏旁部首与单体字结合而成的。因此,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离不开偏旁部首的演变和发展;而对文字的研究与整理改革。

孙过庭“书谱”的宋代刻帖

《书谱》为唐代孙过庭撰并写,草书。 孙过庭,字虔礼,陈留(今属河南)人,生卒年代不详。官率府录事参军,工行、草,尤以草书擅名。宋代米芾以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垂拱三年(687年)撰书《书谱》,阐述正、草二体,见解精辟。《书谱》上卷墨迹,原藏清宫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其刻本较多,著名者有太清楼刻本、薛刻本、安刻本等。 孙过庭书法得历代嘉许。唐张怀瓘云:“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隽拔刚断,尚异好奇,凌越险阻。功用少而天才有余,真行之书亚于草矣。”(《书断》)明代王世贞云:“

小蓬莱阁与欧斋

一黄易（1744～1802年）,字秋盫,号小松,斋名小蓬莱阁,钱塘人,官运河同知,平生擅书画篆刻,精研金石文字。作为乾嘉时期有影响的金石考古家,访拓、收藏的金石拓本甚钜。1朱文钧（1882～1937年）,字幼平,号翼盫,室名欧斋,毕业于北京实业学堂,留学牛津大学读经济学.

语文词典怎样处理武则天造的字

唐武则天在其称帝期间,曾造字改字十余个,从载初元年至长安四年(公元689—704)通行十五年。对此,史家多有评论,毁誉不一。一些史书、辞书有收录记载的。但通览各书的这一部分,众说纷纭。在比较重要的著作中,竟没有两本所言完全一致的。本文只就辞书中出现的情况作些论述。

黄易,一位值得纪念,有待研究的金石考古家

故宫博物院举办黄易旧藏汉魏碑刻拓本展览，按照黄易访碑的地区分段陈列出了许多汉魏名品和善本、早本，别开生面。同时也帮助人们对清代著名金石考古家与画家黄易（1744-1802年，号小松）的生平活动做一个回顾。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乾嘉时期，群星灿烂，黄易位列其中。他是值得后人纪念的，也是有待研究的。

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

本文论述了北齐徐显秀墓和娄墓中的“灯”本是拜火祭坛,鸡首壶、尊、瓶等器则是礼器。隋虞弘墓中的石“灯”也应是火坛。由此说明祆教信众沿袭中国古来以礼器随葬的传统,将火坛及其礼器放入墓室作为祆教葬礼的一部分。

摩尼七神像石刻拓本考略

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件古代石刻拓本,上有摩尼神、树神、山神和四方神像并题记。本文考证其为摩尼教徒供奉的石刻,造于五代吴越国宝正八年(公元933年)。

汉西岳华山庙碑纪事

一、碑铭释文 东汉延熹八年(一六五),弘农太守袁逢根据损坏的旧碑碑文重新刻了西岳华山庙碑,立于庙中.碑文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题『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铭记述自古帝王的封禅之礼,祭祀华岳,立宫其下.还记下来袁逢修缮庙宇,刻立石碑的事情.华山碑碑文据拓本释读如下(古代异体字以通行字体释出):

追思凡将斋

马衡搜集石刻拓本9000余件,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版、造像和汉、魏石经为主。这些拓本后归故宫博物院为碑帖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考古学传入之时,他积极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他的《中国金石学概论》体现了革新思想。

碑略谈

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至于魏晋,屡申禁碑,然其它形式的刻石仍有发展。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自此之后,近在京畿,远及边陲,石刻文字,几遍中国。历史上的石刻文字出现过碣石、碑刻、墓志、石阙铭、买地券、摩崖、石经(儒、佛)、造像题记(佛、道)、题名、题诗文等等多种形式,宋代以后又盛刻帖。古人把刻石用纸墨捶拓下来以便保存和流传,这就是“拓本”,或叫“碑帖”。 对于一件碑或帖,人们往往想了解它的名称、内容,刻石时间、传拓年代和真伪情况,这便是鉴识。

再谈“北凉體”

本文從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品中甄選出十八件北凉體書迹,認爲書法地方體課題是書史研究和考古學的再次結緣,還回顧了一百年前人們初見《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時的驚訝,并有隨筆三則,以深入"北凉體"相關探討。

《石渠宝笈续编》中的元拓石鼓文

二○二一年余曾写《乾隆与石鼓文》一文,讲弘历从三十九岁（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起,一直到八十岁（五十五年,一七九○）与石鼓之间的关系。[1]石鼓自唐初发现于陕西宝鸡即秦国故地后,元代移置国子监太学,渐为世人了解。但与皇帝之交往,史册无载。唯至乾隆予以优渥,还造出新的石鼓来。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至五十八年敕编《石渠宝笈续编》,书中专列石鼓文篇章,长达五十七页。《续编》中著录石鼓文分两篇,一篇标题＂元拓石鼓文一册＂,另一篇标题＂御笔重排石鼓文并再题石鼓诗＂卷。＂对前一篇《乾隆与石鼓文》未多涉及,正是本文要谈的。

宋代的《郡斋刻帖》

宋代刻帖风行,州郡长官纷纷在郡斋刻帖。他们对朝廷《淳化阁帖》给予回应,或摹刻或增删。后来突破其局限,使丛帖推崇古代名家和发扬时人新作两者并举。本文将先举有文献明确记载但未见宋本传世的《郡斋刻帖》,再举北宋《汝帖》与南宋《姑孰帖》为例探讨这一题目。

乾隆与石鼓文

作者根据乾清宫旧藏石鼓文和相关的御制诗文,梳理出弘历传拓石鼓、考证鼓文和新编,重刻石鼓几件史事。说明他本人对石鼓怀有浓厚兴趣,奉之为"千秋法物",同时他也从石鼓得到启发,一再阐明"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的文治思想,并提出了保护、重刻和异地放置石鼓的具体办法。由此也推动了乾嘉考证学的发展。

对《汝帖》后记及其“字书”一词的理解

在宋代刻帖当中,《汝帖》与众不同,粗漫传神是其艺术风格上的特点。该帖的后记意蕴含蓄,或与作者经历有关。本文将《汝帖》和王寀的后记对照研究,认为《汝帖》不仅呈现前代名人的法书墨迹,而且有意收入先秦至北朝的较多石刻碑文和铜器铭文,呈现出文字演变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金石学兴盛对编刻丛帖的渗透。另外,经过考证还认识到,后记内"字书"一词具有字帖的含义,是比较特殊的用法,为历来辞书所未予注意的。

马子云先生的金石生涯

金石传拓提供了石刻与器物的清晰的铭文和形体图像，便于观赏．研究和传播。碑帖拓本及其原石的调查、著录和鉴定，是石刻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子云先生（一九0三—一九八六）早年在琉瑞厂庆云堂从业，后来进故宫博物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