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纳入环境要素的增长核算框架,测度过去30多年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979—2013年GDP年均9.8%的增长中,环境拉动了0.58个百分点,但目前已进入以2009年前后为拐点的增长效应递减阶段。对"十三五"时期的情景预测表明,相对于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环境制度改革部署而只延续制度惯性的基准情景,完全落实和部分落实改革部署将分别每年拉低经济潜在增长速度0.5个和0.25个百分点,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速形成较为明显的约束。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保障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应加快健全环境税收和价格体系,完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配套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并强化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探索:深圳例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靠创新,根本动力在改革。深圳抓住创新驱动这个核心,不断完善制度环境、人才环境和金融环境,为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的孕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随着改革进入"无人区"、创新进入"前沿区"、人才进入"新高地"、金融进入"领先区"、空间进入"紧凑区",深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面临制度改革受强约束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环境、强化创新引领的政策环境,建立适应转型升级的人才战略、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等。地方政府在深化落实各项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优化营商环境,积聚创新资源,优化提升人才资源,创新利用空间资源。

以“三大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岀,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当前,高质量发展已从思想与理论构建阶段步入全面实施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落实.

中长期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及对水资源需求影响的研究

采用生产函数法对中长期我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情景预测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并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探底,下降速度呈现"前快后稳"态势,到2050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将在目前水平上翻两番。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致性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化,用水总量将呈现"先增后降"态势,到2030年、2050年用水总量分别达到6 375亿m3、6 047亿m3,期间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意味着近15年内我国水资源承载压力仍然较大。需要按照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宏观和微观齐抓共管、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思路,加快形成节水型增长模式,夯实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经济基础。

“加减乘除”降成本

2018年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应产业升级、降低企业成本和群众多层次消费等需求，从今年11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工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将部分国内市场需求大的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机电设备平均税率由12．2％降至8．8％，纺织品、建材等商品平均税率由11．5％降至8．4％.

2023年上半年消费形势分析与展望

2023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消费场景全面释放,消费呈现“反弹”恢复态势。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稳步恢复、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消费发展态势有望进一步改善,保障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8%。下半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贯彻到相关政策全过程,针对制约消费恢复和扩大的突出问题,优化政策资源、加大政策力度,合力推动消费从恢复迈向扩大的轨道。

发挥好政府和企业合力 提升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则是帮助实体经济企业轻装上阵、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一项长短兼顾、标本兼治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提出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任务。2016年，尤其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发布以来，

“城中村”改造:挑战与出路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借助城市化和工业化双引擎的推动，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受土地等资源约束的问题日益凸显。在中国现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从村集体征收农业用地转非农用地，成为当前解决土地资源受限问题的主要方式。中国城市化初期，作为土地征收方的政府，出于降低土地征收成本的考虑，往往绕开村民宅基地征收农业用地，从而渐渐形成了一些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

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释放趋势和情景预测

本文通过构建增长核算分析框架来测算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979—2013年GDP年均9.8%的增长中,土地制度改革贡献了1.72个百分点。对"十三五"时期的情景预测表明,相对于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部署,只是延续制度惯性,土地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到0.22个百分点而言,完全落实改革部署能达到0.45个百分点,部分落实也能达到0.34个百分点。为了更好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的增长红利,未来应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和城镇土地"内涵挖潜",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用途转换和出让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农民分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相关制度。

“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标准的量化研究——基于长周期趋势外推和随机抽样推断原理的估计

本文根据全球化、人口变动和技术进步的长周期演变规律,将1951~2050年全球各国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并应用长周期趋势外推和统计学中的随机抽样推断原理,将Conference 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中1951~2015年经济指标数据完整的所有国家随机分成两组,分别以各国1951~2015年、1951~1985年及1985~2015年的GDP、人口和人均GDP年均增速作为基准情景、次情景1、次情景2,据此分两种口径推算出各国2050年的人均GDP,进而得到两组国家的两个统计量——2050年人均GDP上四分位数和排名前半国家的人均GDP均值。通过比较两组样本中以上两个统计量的统计值,将其组合相对稳健情景下的人均GDP均值作为全球2050年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标准。推算出在较低标准、中性标准和较高标准下,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标准分别约为35000美元、40000美元和45000美元。

2022年消费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受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消费恢复进程曲折,在波折中筑底恢复。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促消费政策发力见效,加上消费新动力逐步成型突破,消费有望超预期恢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或达8%。2023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住就业和收入,发力提振地产链条和汽车等大宗消费,顺势而上扩大服务性消费,大力培育消费新动力,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

2021年消费形势分析与2022年展望

2021年消费持续缓慢恢复,同时在品类、群体、区域间的分化也较为明显,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12%,两年平均增长3.7%。展望2022年,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疫情冲击削弱、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等,将促进消费加快复苏,但也面临就业形势严峻、供给约束、物价上涨压力等不利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实现6%-8%的增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汽车、家电等重点消费领域为抓手稳住消费基本盘,积极保就业、稳收入、挖潜力,夯实消费长远根基,培育消费增长新动力。

2022年上半年消费形势分析与展望

受疫情规模性反复的影响,2022年上半年消费经历了1-2月超预期恢复、3-4月大幅下跌、5-6月回升的曲折历程,同时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下半年,随着疫情形势缓和,助企纾困和促消费政策发力见效,消费恢复步伐将明显加快。预计三、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速,全年达到2.4%左右。建议从防止“过度防控”,促进汽车、家电等重点消费,深化“放管服”改革,加码保就业增收入等方面发力,推动消费持续恢复。

国外理论热点跟踪

国外理论热点跟踪特德·本顿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７０年代末，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失控引发了强大的生态运动。为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北美一些左派学者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用生态学理论...

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的特征、成因及对策建议——国际比较视角

受大国客观因素与"重物轻人"城镇化发展模式双重影响,目前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水平与上升速度低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和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分别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相协调的城镇化率"正常值"约4个百分点和0.17个百分点。促进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适度上升与速度合理提高,应在理性认识大国城镇化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农民进城的户籍、土地和社保等制度障碍,因地制宜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走"产城人融合""城乡协调互惠"的内生新型城镇化道路。

“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难点及建议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重心从劳动力城镇化为主向消费者城镇化为主转变、动力从产业驱动为主向产业与消费双轮驱动转变、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人口向大城市加快集中以及形态从大城市主导向城市群主导转变等五大趋势特征。同时,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城镇综合承载力较弱、发展理念有偏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传统城市管理体制有不足之处等突出问题和难点。"十三五"时期,应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布局合理、绿色低碳和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取向：市场驱动与激励相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并已跨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在各种市场内生驱动角力、外部环境变迁和政策扭曲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产业间、区域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及各产业内部的若干矛盾和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工业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过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产业低度化问题明显。从产业结构的生成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寻找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及问题的内生驱动和扭曲因素以实现二者的兼容,才是合理确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与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现实要求和政策建议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状态,是人口总量充裕、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口素质优良三大核心要素的辩证统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组成,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需求端扩大需求总量和优化需求结构,以及供给端增加要素数量、提升要素质量、促进技术进步等机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现代化建设形成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人口转变过程,呈现低生育水平、少子化老龄化及人口素质提升、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对现代化建设提出新的现实要求。应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以改革创新推动,优化人口发展理念和战略思维,构建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政策体系,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将经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扩展为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结果表明,本文的扩展模型能够实现经典模型所不能实现的"卡尔多事实"与"库茨涅茨事实"相容,并能解释随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现象。我们也发现金融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及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标: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方法:构建纳入金融因素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模型,并基于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加快现代部门技术创新推动资源从工业部门配置到服务业部门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由于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最终会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正向影响会伴随产业发展阶段上升而呈倒"U"形关系;金融深化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均能显著促进工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系数会随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比值的演进而呈倒"U"形关系,其拐点发生在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比值1.3附近。研究创新:拓展非平衡增长理论模型,构建包含金融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传导机制;结合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综合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价值:论证了加快金融体系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并存在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指出我国目前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已接近效率拐点,因而中长期的金融发展政策应以提升金融效率为主,调整金融结构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