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地位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涵体现了四对辩证统一关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政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思想,是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种子",是使邓小平理论体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基因",是推动邓小平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坚持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重塑初次分配机制;第二,保障公平的发展权利,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水平;第三,打造经济升级版,更快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作主义语境下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我国劳动报酬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平等博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对合作主义的必然要求。现代工业社会的合作是组织化的合作,承认私利的独立性,但不主张绝对的私利,而是自治与权威的统一。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具有工会组织连续存在的组织基础、国家权威和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协商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基础,但同时存在工会依附性和行政化倾向、市民社会发育不全及微观的经济的合作和协商不足的挑战。应通过组建行业工会,改革和完善工会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培育自治性行业雇主组织;积极转变职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单位员工的边缘感危机和中心感获得

边缘感,是指一个人自认为被世界抛离而心中怀有的愤懑之感。中心人群、普通人群、边缘人群都可能产生边缘感,只是三者产生的时机不同而已。中心人群产生边缘感往往是在不能进入更深的核心层或者即将退出中心地带的时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就“中国梦”

对核心价值观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倡导，是近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2006年两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八大报告用12个词提炼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实质上反映出我们党对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跃升的深度思考：中国怎样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怎样从经济崛起走向民族复兴？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定义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学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剥削观概括出了一些关于剥削的定义,本文对其中主要的剥削定义作了评价。

矫枉何须过正:再谈剥削问题——与杜旭宇教授商榷

杜旭宇教授在《剥削范畴及其功能作用的重新界定》一文中引用“技术剥削”的概念及其相关语句是不准确的,提出的“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固定化不切合实际”的中心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大力发展三资和私营经济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剥削的存在,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既有勇气尊重现实,允许资本存在,又有勇气承认剥削、正视剥削,更有能力扬长避短,把资本剥削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可能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真正构建起当前我国社会所需要的和谐。

改革开放后中国劳资关系的形成与演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劳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劳资关系初步形成、劳资矛盾受到忽视的阶段,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十四大召开前;第二阶段是劳资关系快速成长、劳动权益受损严重的阶段,时间从十四大召开后至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第三阶段是劳资关系稳定发展、开始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阶段,时间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改革开放后劳资关系失衡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应以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为核心,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培育协商主体,大力推进三方协商实践,不断发展和谐劳资关系。

美国多主体学术诚信治理体系的构成、机理及启示

美国学术诚信治理的特点是形成了由学人、教师、教研机构、学术自治组织、政府、司法部门、社会评级机构、学术期刊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具有以社会诚信为基础、道德建设和严格管理相结合的相互监督、互为补充、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理。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学术治理应大力加强大学学术道德建设,严格监管学术期刊,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对学术失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社会诚信建设。

微观“铁本”的宏观内涵

去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从前年的8％迅速跃升至9.9％,樊纲教授第一个提出“要警惕经济过热的苗头”,触发了一场关于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主要可以归属于两派观点:一是认为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或者局部过热,应该采取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二是认为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是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不应匆忙踩“刹车”。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成因及对策

自古云：“郡县治．天下安”。目前县域陆地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94％．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4％。县级政府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层一级政府组织．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中央政策得以落实的前沿阵地．在国家政府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近期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一些县级政府对比服务型政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去年贵州瓮安县发生的“群体事件”还未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今年河南灵宝县的“王帅帖案”又粉墨登场．如今湖南邵东县“罗彩霞”事件、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再度掀起波澜。这些县级公共服务走样和变味．得利的是少数人．受害的是广大群众．危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的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虚假的仁义之师——揭穿美国影片《血战钢锯岭》宣扬的虚伪价值观

《血战钢锯岭》由美国著名导演梅尔·吉布森执导,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2016年十佳电影之一。去年12月该片在中国上映,也获得一片叫好声。面对如潮好评,我作为观众,折服于美国大片一贯的精致,尤其是战争场景的逼真塑造。而作为一名军人,则要透过这部战争片披着的温情面纱,往深处＂刨一刨＂。从影片的名字来看,以为是一部充满激烈交火、血腥厮杀、顽强对决的战争片,当然,这些战争的场景都出现了,

从欠薪看我国工会建设面临的历史转折

据四川在线报道,在成都市总工会帮助下,旷天良等86名民工通过司法途径追回了被拖欠的14万元的工钱。这个案件的意义非常深远,绝不仅仅在于民工工资被追回的结果上。第一,工会帮助民工打官司,表明民工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确认;第二,我国工会开始打破所有制和户籍的界限,这是我国工会适应新的劳动关系,开拓工作新局面的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三,当旷天良等86名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想到了工会,表明民工信赖工会、需要工会,他们的产业工人意识开始觉醒;第四,工会对这个案件的处理仍然是一种事后的、被动式的处理方式,而且在众多的欠薪案中能够得到工会帮助的民工只是极少数,这表明我国工会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方面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劳资关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触动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动。劳资关系从无到有并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牵引和带动了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缓解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难题和广泛吸纳投资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带来了利益大分化的劳动关系、天生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倾斜性的初次分配关系。从总的来看,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是,目前积极影响下降而消极影响上升,因此,构建劳资关系的制衡机制是一项十分紧要的工作。

“电子大字报”同样是脆弱的

“拍砖”是当下流行的网络语．但是仍然让许多上了年纪、又从不接触网络的人们不明就里。如果这样给老人家们解释：“‘拍砖’就是相当于在网络上张贴大字报。”老人家们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聚焦强军目标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战化水平

军队因战争而存在,作为军队建设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始终面向实战。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立足信息化战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实战能力,做到实时思想扫描、指挥快速高效、形式灵活精干。这就需要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改革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破解政府机构精简中的“黄宗羲定律”

在去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税费改革终究难逃恶性循环的境况,可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又何止于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四次政府机构精简也陷入到了这种怪圈之中,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展开的四次政府机构精简,都无一例外地重蹈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覆辙。我国1979年在编机关干部为279万人。

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的重大意义

当前中国在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导致工资率偏低、消费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大力推进工资三方协商机制建设,对于中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全面深化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络时代也要坚守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一切信息，现金、支票、照片、文章、视频、会议等等．都可以转化为0和1的不同数字组合．在无数台电脑、手机等各种形态的服务器、终端所形成的网络中以光速流动。新闻是礼会最新的信息．因而网络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新闻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并迅速成为最强势的新闻媒体。

“铁面预算”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关口

我们平常所说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指的是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根据统一规定划分收支后,通常会产生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均衡各级预算主体之间收支不对称的预算调节制度,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可以说,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政府保持地区均衡、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财政手段。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讨论国家审计署近两年来的审计报告时,暴露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问题丛生,表现出的特点就是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科学性,资金使用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几千亿元的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的使用缺乏计划和规范,不能不让人为之吃惊。可以这么说,转移支付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那么如何规范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呢?本刊邀请到安徽、湖北、河南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共同探讨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