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死场》“文本断裂”问题再评价

新世纪初,有学者认为《生死场》后八章转向抗日主题,与前九章生民生老病死的主题存在断裂,一度引发学界争议。本文认为,《生死场》实际并未出现文本断裂。后八章并非割裂地讲述抗日故事,而是着意深入表现生民对战争作为新的常态化生活的适应;且在人物塑造上均注重营造宿命感,人物的命运轨迹前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全篇看,《生死场》统一于表现北方人民深受压迫后艰难觉醒、理性精神逐渐萌芽的主题,前后部分均处于有机联系之中。

新乡土叙事:回归生命本体的民族寓言——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综论

新时代以来,传统乡村观念面临变革与新生,罗伟章的创作感应时代变化,在山村记忆复写中融入个体精神分析与形而上哲学思辨,提供了新乡土叙事的典型样本。由《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合成的“尘世三部曲”关注新时代新乡村经验,引入超乡土元素与先锋表达,超越了“乡土文学”二元对立的启蒙主义模式,打破了既往“底层文学”的标签。一方面,作者将书写重心放在乡村日常生活经验,以“植物特性”的虚构联通个体经历、民族传统与人类集体经验,由写实性的村庄叙事拓展到民族寓言式的书写;另一方面,作者在乡村书写中秉持情景交融的情物论与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坚持生命平等观,建构了生命感丰盈的叙事系统。由此,他在乡村地域想象与民族寓言之间开辟了新的心灵路径。

问题意识·历史通观·多维史述——评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为推动当代小说理论历史化,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以文学史为导向展开批评史体系建构,贯穿了鲜明的问题意识,构筑了有条不紊的理论史系谱。作者秉持历史整体通观原则,对理论史流脉进行勾画,既对三个时期的理论史进行深描,理清各阶段的理论生成脉络,又将其流脉放在文化传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观照。具体运用粗描与细描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理论史主线做宏观描摹,另一方面对理论史状貌进行细部勾勒,总体上表现出史与思的有机结合以及大气而有章法的叙史笔法。

追求永恒真实的汉民族史诗——评雪漠长篇史诗《娑萨朗》

秉持“再现西部生存诗意”的创作追求,雪漠在长篇史诗《娑萨朗》中超越了对西部生活的定格,实现着对西部精神的溯源。《娑萨朗》以充沛的诗歌叙事,负载着“真实性”的精神价值。抱着创作首部汉族史诗的雄心,雪漠吸收了儒道释养分的文化真实,揭露着民族心理真实的现实关怀,采取异于传统史诗线性叙事的在场叙述,于新创文本中寻觅着永久性存在。《娑萨朗》以区别于传统史诗的真实性叙事,以现代性眼光将个体生命体验上升至汉民族童年记忆,构建着现代性的生存哲学命理,追求着至高的永恒真实。

水的原型意义分析

在人类文化生活中,水是一个重要的原型意象,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反复出现。水原型的普遍性来自它的复合性,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细究起来简直难以计数。但从原型的角度去考察,最基本的象征意义只有女性意义、生命意义和道的意义。这三种意义交织互补,共同构建起水原型博大深邃的隐喻世界。

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者特色——以《呐喊》、《彷徨》为例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叙述者极具特色,有的叙述者带有古典叙事文学影响的痕迹,有的叙述者看似缺席实则在场,而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有着无私的姿态。通过对这些有特色的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创作技巧与个人风格。

吴刘维长篇小说《绝望游戏》论

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文体层面呈现出一种"混沌化"特征,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时代负面因素的救赎和内省。长篇小说《绝望游戏》体现了这一普遍发展态势,在文体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笔记小说趣味,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和意识流手法,显示出一种博纳百川的综合特征;在内容上,隐含着精英立场,用乡村的宁静去救赎城市的堕落,用"五四"时期的精神资源去疗救社会病痛和寻找希望,文本的内部渗透着一种哲学品质。

联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血脉——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在1985年那个火爆的“方法年”，钱理群等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用一种整体思维去打通近、现、当代三个时期的文学史。这一概念提出一种崭新的治史思路，立即在学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随后作为呼应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等命题相继出台，形成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奇怪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倡导的热度不减，却似乎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新世纪长篇小说视角的复归与创化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作家对视角的运用趋向诚实与合理,体现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文体观,主要表现为视角的全知化和综合化。一方面,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普遍运用传统或变形的全知视角,另一方面致力于多样视角的创化,总体上出现多种视角互相交织、包孕和叠合的综合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说文体形态的新变。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生存之痛与存在之思——评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阎真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态有着持续的关注和辩证的思考。长篇新作《活着之上》承继了对知识分子精神拷问的主题,从死亡开始对生命原初价值进行思考,在多种思想意识对话中彰显活着的意义,在逼真的中国现实书写中表现生存之痛与存在之思,包蕴人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精神读物,可谓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启示录。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开放型结构

与情节型相比,新世纪长篇小说开放型结构所占比例较小,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长篇小说的美学经验。主要有以《秦腔》等为代表的生活流结构、以《我的丁一之旅》等为代表的心理图式结构、以《空山》等为代表的系列小说结构。新世纪开放型结构不像1990年代表现为对传统的叛逆,而是表示为对内容的高度臣服。

长篇小说为何成为时代第一文体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保持了九十年代的激增趋势,影响力更趋广泛和深入,俨然成为时代的第一文体。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篇小说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姻缘关系,二者相生相伴;二是国家政策的倡导和国家文学奖项的诱导,长篇小说是政府方面构造精神食粮的需要;三是时代生活和作家的渴望表现,复杂的时代生活呼唤一种能够表现它的文学形式,作家企图通过长篇小说证明自己的艺术功力。

寻找远古的温情——论《边城》的水原型及其影响力

水是《边城》的灵魂。作为原型文化密码, 水的影响力渗透于整个作品。在《边城》中, 水最彰显的是其推原性意义———女性意义。正是水的女性意义, 撑起《边城》博大深邃的隐喻世界; 正是来自远古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作者和读者。

油菜花地一样灿烂绵延的歌唱——读邹联安的诗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为了一本书”；我阅读诗歌也信奉一句话：一个诗人的全部创作，都是为了同一个意象。进一步说，有时也是许多朝代的诗人在写同一个意象。所以，我理解诗人有个习惯，就是首先要对其诗歌进行一个漫无边际的泛读和体会，试图在这种泛读中发现一个核心意象，然后透过这个意象去窥见一个诗人的全部精神秘密和诗歌密码。这个办法往往能奏效。那一刻就象顿悟似的，内心的某种东西瞬间被催动了，如同一束强光，照亮浑沌苍茫的暗夜。

一个水气氤氲的艺术世界——《边城》的水原型分析

水是《边城》的灵魂。细究《边城》中水的象征意义,可能不下几十种,但最为彰显的还是生命意义和道的意义。这二种意义交织互补,共同构建起《边城》博大深邃的隐喻世界。在方法论上,本文旨在搁置常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停于文化表层的泛泛而谈,从水原型的单向度尽可能纵深地开掘《边城》的内在意义。

论阎真创作的存在主义之维

阎真作品因反映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引起广泛关注,但少有人注意到其作品所蕴含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实际上,阎真创作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呈现;二是对"荒诞"的"孤独"存在的敞显;三是表达向死而在的存在之思。在对生活原生态刻写的基础上,作家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描与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都彰显存在主义内涵,把其作品从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

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的盛大叙事——2014年度湖南小说创作综述

小说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体和中心，因对时代生活的记录和艺术的广阔包容性而具有巨大文学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创作成就是体现地方文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是衡量文学湘军是否走向复兴的重要评价指标。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曾以小说创作饮誉中国文坛，形成现实主义为主体、现代主义为先导的小说创作传统，但随后便进入长时期的沉寂状态，除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成为湖南文学品牌之外，很少产生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经典作品。2014年，这个潜伏地下多年的文学传统似乎得以接续，湖南小说创作活力涌动，出现大面积萌发和爆发性跃进的现象。长株潭两型区和地州市齐头并进，老中青作家创作互相映照，长中短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竞相生长、彼此激励的小说创作新格局。这是一个省份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兴盛的显在征兆。

开启历史与现实的沉积层——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综述

黑格尔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动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从这个意义上说，2015年堪称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史诗年”和“生活年”。随着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到来，革命历史再度以整体纪年方式楔人到当下后现代生活之中，以它的庄严和沉重，给我们轻逸的生活带来红色意义的启示。

鲁迅自我小说中的叙述代言人解读

迷茫的时代产生迷惘的人。“五四”退潮期的鲁迅在黑暗中苦苦求索,处于一种谓之“彷徨”的心理状态,内心的两个侧面始终在对话和相互诘难。这种心态折射在鲁迅自我小说的叙事上,则体现为叙述代言人的出现和双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