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管理编委:曹树基

曹树基,1956年生,江西鄱阳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

曹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采访您。据我所知，您在走上学术道路之前，是一个小木匠。那么，后来又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呢？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作为专业？ 我是1956年出生的，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已经做了三年的木匠。听到高考的消息后，丢下锯子，复习备考，后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曲折地录取。我是1978年3月份入学的，是不住校的“走读生”，属于补充入学的学生。

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

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所反映的土地交易中间过程,证明了浙南山区地权之分化。虽然当地并无"田底"、"田面"或"田骨"、"田皮"之称谓,却有"田底"与"田面"分化之事实。"田面"之出卖,本质是抵押。由此而推论,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对于中国乡村地权分化及其相关问题,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

近十几年来,曹树基、王奇生、黄道炫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从他们原先专长的领域转向中共 党史研究,使后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活跃和深入。毫无疑问,这样一股不小的潮流显示了中共党史研究 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极具启发性。有鉴于此,2018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一 次会议期间,南方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徐进对曹树基教授、王奇生教授和黄道炫研究员作了一次访谈, 请他们分别就跨领域研究的差异、打通不同研究时段和领域的重要性、理论运用与史料解读、革命 史研究如何推进等主题阐述其研究心得。本刊特此专门刊发,以供学界分享,并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

赣南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包括赣州地区的全部以及属于抚州地区的广昌和吉安地区的遂川等二十一个县市。该区地形由一系列大的山脉组成,包括赣粤交界处属于南岭山脉的大庾岭、九连山、闽赣边界的武夷山、斜贯赣南北部的雩山山脉以及赣南西部湘赣交界处的万洋山。该区山地面积广大,占全省山地总面积的40%,海拔较高,除若干河谷及盆地以外,概在500米以上;高度较大的山地分布在四周边缘部分,山峰林立,平均海拔多在千米左右.地势高峻的赣南山区,构成了明清时期流民活动的广阔舞台。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流民活动的研究,勾划出赣南山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轮廓,并探讨该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期对赣南山区农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希望本文能为制定今后赣南山区农业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

赣北山区位于江西省的北部,包括赣西北山区和赣东北山区二个部分。赣西北山区由耸峙于湘赣、鄂赣边界的幕阜山和与之平行的九岭山以及武功山脉组成,山地面积广大,山体雄伟,海拔多在千米以上。山脉之间分布着一些山间谷地,是本区重要的农耕所在地。

《禾谱》校释

《禾谱》是北宋时期江西泰和县人曾安止所著的一部著名农书。它是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志。据以前的学者分析,该书佚亡在明代末年,故其内容久不为世人所知。1983年,笔者在江西泰和县进行农史调查时,和泰和县文物普查工作队一道,从该县石山公社匡原村所藏光绪三十四年刊《匡原曾氏重修族谱》中发现了《禾谱》的部分内容。虽然该书许多内容为族谱撰修者删削,但残存部分仍不失为研究北宋时期中国水稻栽培历史的珍贵资料。

《禾谱》及其作者研究

《禾谱》是北宋时期江西泰和人曾安止所著的一部农书。《通考经籍志》和《宋史·艺文志》农家类均有著录。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南迁,路过泰和,得见此书,极为赞赏,称其“文既温雅,事亦详实”。然惜其不谱农器,遂作“秧马歌”一诗赠安止,以附书后。但是,苏轼的文集中却没有一字提及《禾谱》的内容。关于此书,明代《世善堂藏书目录》中还有著录,至《说郛》本,只空存其目,不见内容,学者们认为此书的亡失当在明代末年。最近,江西泰和县有关部门发现了曾安止的族谱,族谱中有《禾谱》一书的部分内容。笔者与县有关部门合作,又发现一批有关曾安止生平及其“禾谱”内容的珍贵资料。苏东坡的“秧马歌”碑刻也在曾氏祠堂中发现。

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

1950年代国家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和承诺,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的根本变革。农民不但接受了国家的权威,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标,并对国家的规划和目标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1950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

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玉米(Zea mays)和番薯(Ipomoea batatas)原产于美洲,十六世纪,辗转传入中国。关于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史实,史家一直议论纷纭。笔者就所涉资料,略抒一孔之见。 史学界认为,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不外以下三条途径:一是由西班牙传入麦加,再由麦加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一是由欧洲传入印度、缅甸,再从缅甸传入我国西南地区,一是由欧洲传至菲律宾,再从菲律宾传入我国沿海地区。最初西方学者推测玉米由中亚传入中国西北;1906年,洛佛提出玉米由西南陆路传入中国的新观点。以后,何炳棣先生提出玉米西南陆路及东南海路传入中国说:万国鼎则力主玉米东南海路传入说。八十年代,陈树平提出玉米分别由东南海路,西南陆路及西北陆路分别传入中国的新观点,遂为史学界所接受。

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本文通过常见数据的拆散、重组与分析,证明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1949-1950年两年中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人民币发行过多所造成。这两年的通货财政,虽然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但其中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亦暨对于通货财政的自我纠正,同样也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通货财政以及其中包含的反通货膨胀,被陈云自己描绘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他人描绘成新政府的丰功伟绩。

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本文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研究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关系。在广州采取传统鼠疫应对方式的同时,香港与上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促进了两大城市以及中国海港城市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媒体有关政府角色的讨论,已经意含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否定。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

菲律宾不拥有黄岩岛主权:基于17-19世纪西文古地图的分析

本文借助古地图与现代地图的套叠技术,证明在1690年荷兰人绘制的地图中,就已有了黄岩岛。只是由于技术限制,黄岩岛没能标注在正确的经度位置上。这一错误,为1728年英国人及1734年西班牙人所继承。1748年英国海船Scarborough号在黄岩岛触礁,促使英国人重新认识黄岩岛。由于解决了经度测量的技术难题,1778年,黄岩岛第一次准确地标注于图。在1690年荷兰人的地图中,黄岩岛与其南北两个并不存在的"幽灵岛礁"同时存在,成为一个半真半假且相当固定的搭配,1778年以后,错标经度的"黄岩岛"与真实的黄岩岛并存,使其彻底成为"幽灵岛礁",直到19世纪初被西方地图学界完全抛弃。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地图中,黄岩岛曾一度与西太平洋诸岛一道划入西班牙殖民地,却从未纳入菲律宾主权范围。

“瓦屑坝”移民:传说还是史实

对于族谱中有关族源记载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本文将《明实录》中有关湖南与江西地区的两条记载,分别与同一地区的族谱资料进行比勘,发现族谱中的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从而证明族谱资料在记载族源时的可靠性。这样,本文也就证实了,在南方地区,明初移民也是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

借助光绪《江西通志》所载清代中期江西分县户口数据与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江西分府户口数据进行对勘 ,依据判别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之若干原则 ,并加以修正 ,复原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及道光元年 ( 182 1年 )江西分府人口。

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

建国初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这场运动中右派是如何划分的仍然存在疑惑。尽管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为右派的划分制定标准,但在基层的运动中却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两个问题被提出:一是右派、右倾、严重右倾有何差异?二是如何将其区分定性?本文以基层反右历史档案材料为依据,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给予分析与讨论。研究发现,在鸣放过程中人们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批评,对以往政治运动的指责,以及在鸣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方式和情绪成为划分右派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右派"右的差异。

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

本文透过南汇县的土改档案,证明南汇县农村盛行土地“分种”制,其实质并非租佃制度中的“分租”制,而是当地农民自耕土地的一种。在“分种”制下,农民可以雇工耕作,也可与他人合作耕种。这一事实,不仅可以质疑传统的租佃理论,更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江南地区土地制度复杂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