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Mapper在水库库容计算及淤积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快捷精准计算水库库容,并与原始库容对比分析库容淤积的目的,使用Global Mapper软件的库容计算和DEM叠加分析功能,通过水库库容复核工程实例进行应用试验,结果表明使用Global Mapper计算库容的结果精度与等高线法的库容结果相当,计算高效、结果可靠,DEM叠加分析成果可以直观展示库容淤积分布,有助于为管理单位冲淤冲沙提供决策。

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中鞍底的处理

目的 探索改进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中的鞍底处理方法。方法 对本院1995年以来82例经蝶窦显微手术的垂体腺瘤患者,按鞍底处理分为三类。术中满意切除腺瘤,鞍隔蛛网膜囊满意贴向鞍底者,用明胶海绵加EC胶单纯封闭鞍底(29例);术中蛛网膜破损有脑脊液漏出者,用明胶海绵加EC胶封堵(37例);对肿瘤刮除不满意或刮除肿瘤后鞍隔蛛网膜下降不满意者,鞍内填入明胶海绵或速即纱等止血物质,鞍底敞开不封闭(16例)。结果 患者术后均无不良反应,也没有并发症。结论本方法与目前传统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鞍底不用自体游离组织,而用明胶海绵、EC胶。其方法简便,安全,疗效可靠,且减少患者的痛苦。

我国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探析——与美国创新人才培养现状的比较

我国既定的"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力争于"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落实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我国高等院校具有学术自由和权力,学科完备和规模庞大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与先进国家的高等院校相比,在人才质量、科研条件、政府投入以及文化环境等方面差距明显。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等方法,提出我国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

基于GPS基线向量计算机场跑道真方位角

本文介绍了GPS相对静态定位测量结合站心地平直角坐标系计算跑道真方位角的方法,通过坐标方位角加上改正值计算真方位角的方法进行验证,结合工程实例对该方法进行验证。该方法计算过程简单,可靠性好,省时省力。

温柔敦厚的仁者情怀:白马湖作家群文化个性描述

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化个性从整体上来看是建设性的。和时代"以破为立"的主流思维方式不同,白马湖作家群的努力方向,并不在于反思、批判文化传统(或西方文化)的好坏得失,而主要通过他们扎实的文化工作,从正面向青年学生灌输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与知识。这种建设性的文化个性与他们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理念紧密相关,并使其在中西方文化的处理问题上,显示出了兼容并包的风度意气。

对主体性失落的警惕——丰子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

丰子恺的科学观和艺术观 ,是对立地存在的 ,两者之间有极强的依赖关联性。 2 0世纪初 ,丰子恺从对西方绘画史的考察中 ,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科学的实用精神正对传统的艺术精神产生着破坏作用。为了遏止这种破坏作用的进一步发生 ,维护艺术的独立地位 ,丰子恺详细论述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不同 ,进而建立起他自己的科学观与艺术观。在这种“科学—艺术”的对待考察中 ,丰子恺的关注焦点 ,乃在于讨论“心—物”之间的对待关系 ,或者说 ,在于探讨人的精神世界 (包括艺术与审美 )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强调的 ,正是“我思”主体。因此 ,对丰子恺来说 ,对主体性失落的警惕 ,乃是他讨论科学与艺术问题的最原初的思想动机与总纲 ,其对艺术独立性的维护 ,用意正在于维护人的精神、意识、人格的独立性 ,或者说 ,正在于维护“我思”

“求真尚知”:1930年代周作人的知识分子批评及其笔记体散文

＂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1930年代,更确切些说,是在1932年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开始从古人的笔记文字中寻找题材,然后又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成文。这是周氏从现实时事中撤离出来,转而从历史的领域批评现实与中华文明的尝试,其写作历时既久,风格亦独特,艺术风致日趋圆润,乃其散文写作中之大宗,且以＂笔记体散文＂称之。①对于这部分作品,论者大多以为是周氏精神世界退缩,摩挲古物,玩弄性情之作。

文化积淀:学术期刊的另一个努力向度——大文化视野下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一种观察

学术期刊的出版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向度:一是内容方面的学术积淀,要求学术期刊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把握所发论文的学术质量,经由不懈的努力,使刊物本身积累起相当的学术影响力;二是形式方面的文化积淀,要求刊物在完成论文遴选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诸如刊物栏目整划、装帧设计乃至发行时的宣传策划等工作。这些工作既包括了"发行"的内容,同时也部分地兼及了"出版"方面的工作——装帧设计。文化积淀方面的工作以营建刊物特色、美的面貌为目的,最后经由发行、读者认可而形成品牌效应,完成其在文化上的积累。对任何一家学术期刊来说,学术积淀是刊物的根本,奠定刊物的学术品位,而文化积淀则是刊物的特色所在,呈现刊物的个性,两者不可偏废。

丰子恺“同情说”解读

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以“绝缘说”和“同情说”为核心:大体抗战以前取以道家艺术思想为底蕴的“绝缘说”,在科学与艺术的对待关系中展开他对艺术诸问题的讨论;而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则由“绝缘说”转向以儒家艺术思想为支持的“同情说”,即以“同情心”与“仁”相贯通,以“同情心”为“仁”之具体展开,而将儒家“仁”的思想,落实到艺术领域。

有意味的遗忘:对科学思维的拒斥——丰子恺“中国美术优胜论”解析

从表面上看,丰子恺“中国美术优胜论”的提出,只是基于世界范围内艺术发展的“表现主义”趋向(中国化)的客观事实。然而这种“客观性”基础乃是丰氏本人架构起来的。在他的艺术思想中,印象派以后西洋美术的演进趋势,一方面是科学主义的凸显,另一面同时也是作者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即所谓朝着“表现的艺术”迈进的过程。这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了科学对艺术的入侵。正由于此,出于对艺术独立地位的维护,他刻意“遗忘”了印象派以后西洋美术的科学主义特性,而竭力张扬了它的“表现主义”倾向,并将这种“表现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在理论的层面沟通起来。丰子恺“中国美术优胜论”的提出,实际上负有一种遏止科学实用精神、维护艺术独立地位的使命,并且和当时中国“立人”的时代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考辨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对文学的认识出现了"纯美"与"功利"两途。这两种认识一方面并存着,并各有沿着自身思路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调和,从而形成了一种有限度的文学功能理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也处于这样一种调和之中:一方面,虽然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下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却反对将这种社会功能强调到极致,因而从反面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并使文学与政治等领域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对文学独立地位的强调又并不隔绝他对现实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因而在创作上强调一种严肃的文学态度,并使其文学观念与纯美的艺术理论区别开来。这样一种调和的文学态度影响到了他此后的文化立场,并对其散文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谈周氏兄弟与比亚兹莱

陈子善老师编《比亚兹莱在中国》(三联书店,2019年4月),在《从“琵亚词侣”到“比亚兹莱”(代编后记)》中,他以为鲁迅与Beardsley的因缘,确切可查的可追溯到1924年,并注意到鲁迅藏书中还有一册德文版的Aubrey Beardsley,唯“此书购于何时,或为何人所赠,鲁迅日记中似无明确记载”。对此,邢程在《周氏兄弟接受比亚兹莱的时间》(《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中把周氏兄弟接受比氏的时间上推到1913年,这是对的。

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业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跨国教育的各种形式、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由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合作办学项目的教育质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中外高等院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发,立足于合作办学项目的自身特点、借鉴国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相关政策和经验、就如何构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一定的建议。该体系包括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合作办学的院校、教育质量评估组织、社会各界等有机组成部分,由质量管理系统、质量评估系统、信息反馈系统3个子系统构成。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及其编辑实践考辨

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由白马湖作家群自己创办或发动的出版物:《春晖》半月刊、《立达》季刊、《一般》月刊;二是以白马湖作家群为核心主持编务的出版机构或出版物: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如《中学生》杂志;三是以部分白马湖作家为核心而出版的纯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诗》月刊等。这些出版物体现着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理念,一种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英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出版工作须以"传达文化,供给精神食粮为职志"。

小脑动脉的临床解剖研究

目的 为神经外科提供小脑动脉的临床解剖学资料。方法 手术显微镜下观察 6 0例成人脑标本小脑动脉的起始行径、主要分支、穿动脉及大致分布 ,检查各小脑动脉与颅神经根的接触关系。结果 6 0例成人脑标本有小脑上动脉 (SCA) 136支、小脑下前动脉 (AICA) 116支和小脑下后动脉 (PICA) 113支。 15侧SCA和 3侧PICA压迫三叉神经根并形成压痕 ,3侧AICA接触面神经根并形成压迹。结论 小脑动脉的局部解剖学资料有助于后颅窝手术时 ,对这些动脉尤其是行程可能有变异的动脉及穿支予以保护 ,避免损伤 ,并保护与小脑动脉关系密切的颅神经根 ;对某些脑干血管综合征患者及某些三叉神经痛。

“时事”与“文明”:1925—1927年周作人的散文写作——以“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为核心

在目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在1927年前后,周的文化立场实现了由积极战斗到消极退隐的转折。这种文化立场上的转折或对立,也被简约地描述为"叛徒"与"隐士"、"匪气"与"绅士气",或者文风上"浮躁凌厉"与"平淡冲和"之间的对立,表征着周氏人生立场或价值上的逆转与倒退。然而如果从周氏写作的内在理路,即从其时事之文的价值关怀,以及与随后笔记体写作的思想主旨的比较来看,那么,1927年前后的变化其实并不构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坚守与延续。对周作人来说,无论是直接关注现实的时事之文,或是从古人的笔记文字中寻求写作材料,其关怀大都在于探索一种他理想中的新的文明与社会秩序,即对于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更确切地说,在周的时事之文里,我们一方面能够读到他对现实社会中某些力量(比如政治为群众多数所支持的观念)对于人的生活的控制(尤其是思想控制)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这些反抗运动的背后,又隐埋着他对社会复古势力的警惕,从而展示出他对野蛮文明遗留的批判;而在他的笔记体散文里,则看到他通过对历史幽暗意识(实即同样是野蛮文明)的批评,进而提倡一种富于"人情物理"的社会秩序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