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高质量就业成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双循环影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传导路径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内、外循环之间的协调互动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就业,其效应贡献率为45.15%;双循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渠道,其效应贡献率为54.85%,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强,贡献率为32.56%,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分别为4.84%和5.89%。因此我国要充分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双循环的互动水平。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牵引器”、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支撑轴”作用,从政策上支持我国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同步推动高质量就业。

FDI流动、区域差异与就业结构变迁——基于我国1995-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依据1995-2010年的我国七大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发现,考察期内,七大地区的就业和FDI的区间差异对各自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为73.17%和66.87%,区域差异主要是区间差异造成的。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的就业决定计量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就业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我国区域间的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就业替代和就业结构变迁。

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

广义虚拟经济是"生活对象化"的人本经济,它的发展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转型和就业变迁。在当前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主导制胜、国内改革进入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的新形势下,开展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理论和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开展国计民生问题的实践应用研究。文章在阐述了广义虚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着重从广义虚拟经济的需求、供给和要素特征揭示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效应,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分析就业增长对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图解了二者相互关系的协调机制及其耦合作用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储蓄外汇储备的关联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储蓄、外汇储备的统计分析,找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同国内储蓄对数、外汇储备对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并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约束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外资利用适度规模的合理性。

“案例教学法”我国MBA教育中的作用

针对当前我国ＭＢＡ 教学方法的落后状况，文章提出了运用“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并就什么是案例、“案例教学法”的主要内容及主要作用等问题作了分析探讨。

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主要针对教学过程中课堂的规模、座位的排列、案例的筛选、课堂的进程以及评估反馈等,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及其实施步骤。

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的“本地-邻地”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007—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比较独立和协同情景中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的"本地-邻地"就业效应,并考察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在门槛约束下对就业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本地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就业具有促进作用,但科技创业未能对本地和邻地就业产生显著影响;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的协同对本地就业存在积极作用,且能同时带动地理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的就业;提高科技创业水平能够抑制科技创新对就业的破坏作用,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能够强化科技创业对就业促进作用。

引资博弈、就业转移与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

本文基于1984-2009年的我国省际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分解、计量模型回归、完全信息的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转移和就业差异的关系及促进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984-2009年我国三大地区的FDI与就业的区域分布差异T总平均值分别为0.9911、0.397811,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是64.84%、66.94%;对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发现,FDI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究其关联机理,囿于传统制度缺陷,各地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下,会陷入引资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导致区域间就业转移、就业差异和就业失衡。因此,应通过政策制定参与主体多元化、执行监督过程的透明化、效果评价的价值取向长远化和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创新和选择,实现引资和就业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吗?——基于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随着环保问题的突出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大批实体企业限产、关停,可能引起的失业问题十分严峻,使得如何兼顾二者关系,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双重红利"成为理论与现实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将环境要素引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2007-201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的数据进行面板估计,发现整体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倒U型关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既有直接的"环境-社会"效应,也有通过技术创新所体现出的显著中介效应,但其作用程度和方向存在行业差异。为此,进一步对不同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行业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正,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可能带来的失业。在污染密集行业,中介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先负后正,中低技术行业的中介效应表现为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正确处理环境规制与劳动就业的关系,关键在于提高污染密集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绿色优势,科学认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劳动就业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及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并随一国经济增长而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反过来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在当前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下 ,应正确地认识到二者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并采取相应措施 ,以促进它们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的内在联系——基于中国34个细分工业行业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环境、经济和民生的挑战,正确认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2007—201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考察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行业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前期先是负向作用,后期是正向作用。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行业进行比较,发现三者关系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从污染程度来看,技术创新对污染密集行业的冲击更大,加快污染密集行业的技术升级,对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从技术水平来看,环境规制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冲击更大,有必要通过提高中低技术行业的环境规制程度强化其对就业产生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促进就业稳步增长。对于污染密集行业,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平衡,对于中低技术行业,可以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带动产业升级,扩大就业容量。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多层次的,大到国家宏观经济、小到企业微观经济,对每个层面的作用都可大可小,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数量、投资分布和进入方式等的不同。充分就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四大目标之一,成为每个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当前我国的失业状况严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通过分析当前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并从中找出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从FDI对我国经济我层次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其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创新创业耦合对经济增长、就业的动态综合影响——基于VAR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耦合协调函数考察我国1998~2014年创新创业耦合关系,通过构建VAR模型动态分析创新创业耦合、经济增长以及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联立方程组测度创新创业耦合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就业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创新创业发展呈现"J"曲线增长趋势,创新创业耦合度总体呈曲折上升趋势。创新创业耦合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同时带来了总体就业的增加。创新创业耦合每增加1%,带动经济增长0.1175%,带动就业增加0.2508%。

我国创新创业的耦合关系演进及其就业效应测度

本文首先基于价值链视角、主成分分析法和CPEA指数定量测度了1998~2014年我国创新创业水平;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函数考察了我国创新创业耦合关系演进的阶段特征、匹配协调类型;最后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我国创新创业耦合的直接、间接及综合就业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创新创业发展呈"J"曲线增长趋势;创新创业耦合度总体呈曲折上升趋势,并表现为"濒临耦合失谐→勉强耦合匹配→初级耦合匹配→中级耦合匹配"四阶段渐进主过程,但在协调类型方面始终属于"创新滞后型";我国创新创业耦合值每增加1%,带动的直接、间接和综合就业效应分别为0.2651%、-0.0143%和0.2508%。

我国创新、创业与就业互动关系的地区异质性考察——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时期,探寻"双创"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解决。选取我国东、中、西地区的相关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研究各地区创新创业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创业和就业三者之间存着紧密的联系,创新可以促进创业和就业,而创业也能在长远时期拉动就业增长;这种互动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体现得突出,创新对创业的平均贡献率达到49.96%、对就业的平均贡献率为36.53%,创业对就业的平均贡献率为29.42%,而中西部地区体现得相对较弱,西部、中部地区相对应的结果分别是25.16%、35.03%、24.96%和24.93%、32.47%、21.46%。

“十一五”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分析

“十一五”期间加快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已被武汉市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筹划、缜密安排。本文对“十一五”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以期为拟定切实可行的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规划方案提供良好的决策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基于中国高新技术行业海创上市企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技术和医药制造领域的海创上市企业数据,测算其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优势指数(RTA),基于创业绩效、创业发展、创业创新3个维度综合考量创业质量评价指标,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调节作用下中国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海创企业在高新技术行业拥有较明显的技术优势;②海创企业拥有的技术优势越强,其创业质量越高;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更高水平时,海创企业技术优势对创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