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黄运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及其环境影响

环境变迁是认识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山东黄运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单元,其水资源开发表现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包括泉源开浚、河流疏导、运道避黄、湖泊蓄泄在内的系统工程。随着运河漕运作用的日益增强,水资源开发的目的和范围日趋扩大,形成了多水共治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泉流“五派”以及济运“四水”的变化,表明愈来愈多的泉源与河流被纳入运河治理体系。明清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的历史,是一部国家主导下人类活动干预区域环境的历史,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治河保漕的大政。山东黄运地区水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是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了以治河保漕为中心的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以史为鉴,黄、运、河、湖、泉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水资源调配应做到均衡合理,要统筹考虑水环境、水安全,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避免产生多者愈多、少者愈少的马太效应。

“运河之都”淮安的生态底色、区位特色与水工亮色

中国大运河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沟通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淮安正位于运河中段的古淮河之畔。中国大运河由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全长3000多公里,准安正位于隋唐运河与京杭运河的重合衔接之处。历史上江、淮、河、济“四渎”中,黄、淮两河均流经淮安。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淮安还是河道总督、漕运总督驻扎地,是钞关税收、准盐转运、漕船修造的重要基地。

运河城市清江浦在晚清的形成及地位

清江浦筑城以军事防御为目的,其城防体系的形成是特殊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江浦向无城垣,咸同年间为抵御捻军,吴棠充分利用水系与河堤等地理条件,修筑清江浦土圩和砖石城,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筑城特色。虽因时间仓促而遗留问题不少,但基本满足城防军事需要。更重要的是,城防体系增强了清江浦政治地位,促进了城市的资源聚集,其逐渐取代府城淮安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造就了今日淮安主城区在清江浦的城市格局。

水患与良田:嘉道间系列盗决黄河堤防案的考察

清嘉道年间发生的系列盗决黄河堤防案,是沿线民众私自改良土壤环境的灾难性事件,反映了水利建设与民众生计的矛盾。嘉道间黄河下游接连发生了五起盗决案件,时间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空间上呈愈往下游愈多的特征,尤其集中于黄淮运交汇的淮安地区。案件的发生固然与堤防管理松弛、执法不严、民风彪悍等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嘉庆以后河工废弛、生存环境恶化等造成的人地关系日趋紧张。黄河堤防建设对土壤耕地环境具有双重影响,既易造成背河洼地,使土壤环境恶化,同时又有淤地肥田的作用,故百姓不惜冒险决堤,希图通过排涝水、淤田地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治黄保运贯穿系列决堤案发生和处理的全过程,反映了以堤防为中心的人地冲突以及民众生计与国家河工的矛盾,案件最终以牺牲地方和个人利益为代价,服从于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需要。

河道变迁与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解读

《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了万历三十五年徐州地方政府采取的一项蠲免政策,内容反映了徐州城市衰落、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通过对《书册》进行解读,可发现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书册》出台的重要原因,而河的开凿则是《书册》出台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交通路线的变迁与城市的兴衰关系密切。

国家运道与地方城镇:明代泇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明万历后期开凿的泇河是继南阳新河之后的又一避黄工程,其开凿过程中伴随着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结果是导致国家新运道的确立与地方城镇徐州、台儿庄的兴衰更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视之,泇河的开凿有效地避开了徐州段黄河、二洪之险,有利于漕运的畅通,而且城镇的更替于国家利益无损,无论是徐州的衰落抑或台儿庄的兴起,不过是运河城镇位置的变动而已;从地方城镇利益的角度视之,河道变迁则是其自身发展机遇的重要转折,影响深远。

“续涸新涨”:环境变迁与清代江南苇荡营的兴废

清代江南苇荡营是一支专门从事芦苇采割、运输的部队,在提供治河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苇荡营兴废的过程,无论是机构废立、芦苇产量增减,还是驻地迁移、荡地盈缩,无不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黄河又是影响苇荡营兴废变迁的主要力量,首先,黄河来沙情况影响苏北沿海滩地的淤积速度;其次,黄河淡水来源情况影响下游芦苇的产量以及质量。

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

黄河的决徙变迁,经常导致黄运交会的徐州段运河水量不足。为确保漕运畅通,明政府采取了引黄河水、东诸泉、沁河水,疏濬河道,修建闸坝、堤防等应对措施。到万历中期黄河两岸全面筑堤以后,黄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运道,乏水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好景不长,此后水流愈加湍急险恶,河堤决徙频繁,不得不改道泇河,避黄行运。泇河的开凿由引黄河水改为引沂、沭河水,避开了徐州段运河乏水问题的困扰,但是也给徐州城市发展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河工物料的采办及其社会影响

为确保黄河、运河的有效治理,清政府严格规定了物料的采办期限和采办方式,上述规定凸显了国家政权在公共工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了治水活动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自然灾害等原因,河工办料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水利工程建设要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

近代淮河下游地区的水旱田分界--基于“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现象的解读

“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说法源自丰济仓管理者关于仓储积谷的表述,虽不免有夸大仓储作用之嫌,但基本反映了淮河下游地区的农业环境、稻米供应以及水旱田分布情况。淮河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地跨淮河两岸的清河县以旱田为主,几乎不产水稻。与清河县相邻的淮河以南的山阳县,其南部地区则为产米区。就稻米需求而言,清河县城清江浦的人以食米为主。究其原因,作为运河名城的清江浦,在近代运河城市普遍衰落的背景下,其地位逆势上升并取代府城淮安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故对稻米需求旺盛。对上述现象的解读,不仅印证了胡焕庸关于近代淮河下游南北农业地理分界表述的准确性,还进一步揭示了水旱田分界在县域范围内亦有明显的表现。

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

清代江浙漕粮的七次赈闽,时间上集中出现于康雍乾时期,空间上以输入漳、泉二州为多。赈闽漕粮以海运为主,平均数量约10万石。作为官方弥灾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意义不可低估,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

后申遗时代运河研究的思考

后申遗时代的运河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今后要以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运河本体的研究,加大考古发掘的力度,关注尚未纳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段和遗产点,注重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增加通史性、全面性的研究成果;加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工业遗产的研究,揭示运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工业遗产之间的关系,增强运河文化遗产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吸引力;加强运河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加大宣传力度,研究保护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协调部门利益,将旅游开发与运河保护结合起来。为了整体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实现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需要构建运河学的学科体系,发挥跨学科优势,加强学术交流,集中力量研究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课题。

试论明清大运河上的行船次序

运河开凿与管理的主要目的在漕运,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贡鲜船是运河上的特权船只,漕船次之,然后是官船和军民船,商贾船地位最低。运河行船次序反映了不同船只的政治地位,折射出漕河管理的诸多弊端。特权船只优先使用有限的交通资源,是皇权观念在河道管理中的缩影,不利于商品的顺畅流通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以黄运地区的软料为中心

及时足量地提供治河材料是河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自明至清,河工用料经历了民柳到官柳、官柳到芦苇、芦苇到秫秸的演变过程。当农作物秫秸成为河工物料后,扩大了物料的征收范围,将越来越多的百姓被纳入到治水活动中,造成了黄运地区南北部物料供应格局的空间差异,大体以徐、邳为界,以北地区河工用料以秫秸为主,以南地区以芦苇为主。上述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实质上是河工和地域开发导致的环境后果在物料上的反映,是环境适应的结果。

越南燕行使者所见运河清江闸御诗碑亭考

淮安清江闸两岸各有一座康熙御诗亭,越南使者所见御诗碑位于北岸亭内,乾隆四次南巡时又分别增加了御诗四首。御诗碑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今清江闸"绩奏安澜"碑非历史上的御诗碑,乃2005年据清晏园乾隆御碑复制而来。挖掘清江闸御诗碑的历史,探究大运河历史文化景观和遗迹,可为传承运河文脉、讲述运河故事和打造文化地标提供参考。

明清京杭运河引水工程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引水济运是解决京杭运河通漕问题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各河段的自然地理特征,一切引水活动都围绕在"保漕"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情况下,很难兼顾国家运道与地方民生,难免会给农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中水源紧张的会通河、卫河、高宝河等河段矛盾最突出。

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无锡段运河历史悠久,聚集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无锡市在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走在了沿运城市的前列,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本文从三个方面评估了无锡段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针对性地提出了遗产开发利用的建议:应借鉴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强调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突出普遍价值,进一步突出工业遗产的特色,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运河清江闸、龙汪闸名称考辨

运河清江闸的兴建与运作,不仅有利于漕粮运输,而且促进了清江浦城的兴起与发展。清江闸的别称龙王闸(龙汪闸),大约出现于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或十八年间,至乾隆三年恢复清江闸的称谓,地方志所载乾隆四年不准确。淮安境内的龙汪闸不止一处,明万历间所建永济河上的龙汪闸,实为《明会典》将龙江闸误载所致。龙汪闸又名龙王闸,当是清江闸先更名龙王闸,希望利用龙王信仰的力量震慑多发的水患,后来才俗称龙汪闸,二者可相互替用,但龙汪闸更普遍。厘清清江闸、龙汪闸的名称,还有助于河工地图的年代判读。

地名研究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里下河”地名的个案考察

运河地名是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着运河发展的历程,承载着厚重的运河文化。"里下河"因里河、下河而得名,既是河流名称,也是区域概念。清代"里下河"空间范围不断变大,由六县增加到十县,原因在于受灾面积不断扩大;1950年后"里下河"南北界限內缩,原因在于苏北灌溉总渠和新通扬运河的开挖。"里下河"地名与历史上的黄河、运河、淮河密切相关,包含着丰富的环境、社会及文化信息。今后要进一步挖掘丰富的地名文化资源,创建运河地名数据库,讲好运河地名故事,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从海洋走向运河: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

明初承元制,实施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漕运方式。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黜海运、致力于内河,交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嘉靖、隆庆间,一度出现了复海运的争论,但均以失败告终。到万历六年(1578年)后,海运漕粮的讨论与实践均告一段落,明代最终由海洋走向运河。究其原因,是自然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运河自身条件的变化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与技术水平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