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经验、生命体验与思想机缘——李欧梵和20世纪的现代文学

时间:2018年10月7日下午3时半地点:香港九龙塘李宅访谈:张历君整理:吴君沛校订:郭诗咏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研讨会。是次口述乃应大会之邀请而录制。李:李欧梵张:张历君张:您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里面,一开始就谈到'文坛'这个概念。

李欧梵先生访谈录

2018年12月8-9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致敬李欧梵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先生请香港中文大学张历君教授对他作了一次访谈,并做成视频,在会上播放。本文依据访谈整理。

“两代人”的知识和感情系谱——李欧梵谈《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一、“南渡”或“北归”:知识分子的抉择,张历君(以下简称“张”):老师似乎对令尊令堂这一代人的历史角色一直很关注。您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2也注明献给您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此中或含有深意?您似乎视他们为五四浪漫精神的“接班人”?

李欧梵:探讨学问是无止境的

我兴趣很广,常常同时走好几条路。所以混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关键时刻就爆发了。你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没有。你说我有什么方法?也没有。可是我唯一的长处就是接受各种刺激的挑战。刺激越多,我越来劲,我就开始探索。而且我很诚实,我探索多少我就写多少。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做学问、探讨学问是无止境的。探讨得越久,我越觉得自己的不足。

晚清文学的定位--李欧梵教授访谈录

陈建华(下简称陈):您前几年写过一篇谈韩南先生学问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李欧梵(下简称李):我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就是,晚清的小说和翻译不可分,翻译进入小说里,小说改写了翻译。所以光研究翻译也不够,光研究晚清小说不谈翻译也不行,于是就开始讨论。

文化的转向

季进:十几年以前就读过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虽然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大陆版,可在大陆的影响还是很大。还有您的《铁屋中的呐喊》,几乎开创了鲁迅研究的一条全新路径,也直接改变了大陆原有的鲁迅研究格局。

张爱玲的英文问题——张爱玲英文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的尝试

本文从探讨中英文双语小说创作的技巧出发，梳理分析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在融合中国元素如人和物的名称、词语和句法的运用等方面所作的尝试。指出该作是一部创作和翻译合一的作品，她也是中文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写作者之一。虽然在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环境里寻求对话和平衡的成效出现差别，并且优劣互见，但张爱玲用英语创作中国故事，毕竟为读者了解作者本人的人生和传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至于她在英文作品中重复中文作品里的场景和故事的目的和得失，则是张爱玲研究有待扩展和深入的更大的空间。

再从“头”谈起——缘起鲁迅的国民性随想

本文以对于王德威《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再讨论开始，从早期西方摄影和明信片中的中国人被砍头的内容及这些影像资料的生产方式，揭露这种生产方式背后隐藏着的西方殖民者的嗜血的本质。再结合鲁迅“幻灯片”事件，指出鲁迅也是在客观按照幻灯片的部分真实的基础上，从揭示国民性的创作意图出发，对原幻灯片进行了再生产。鲁迅的取舍虽然突出了揭示“看客”国民劣根性的主题，达到了从痛苦中汲取心灵精神的升华和国家民族的理想的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无意中忽略了揭露帝国主义者凶残屠杀弱国人民的暴行，弱化了对被屠杀者等弱者的同情。

再谈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五四"以来,尽管对"人文主义"(humanism)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认为人文主义的论述与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启蒙式的人文主义者,自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里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觉得他永远站在一个中心位置来影响社会。这个基本的立场,在20世纪70、80年代后开始受到挑战。随着知识的工业化、专业化或体系化,人文精神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对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问题,有必要重新解构,作出新的思考。知识分子应该从文化实践中产生出来,他可以在现代社会里扮演多个角色,通过这些角色营造对社会、对文化有影响力的论说空间,这种影响力不同于原来的社会承担,更多的是知识的推广。当代知识分子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分化:一些人以专业知识为主,更加专业化;另一些人会成为文化型的行动知识分子。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引来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至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

“怪诞”与“着魅”：重探施蛰存的小说世界

施先生是上海人,在上海住了很多年,我有幸在他晚年和他成了朋友。我曾经看望他很多次,最后一次施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说：＂施先生,您马上要过一百岁了,我们要为你盛大庆祝。＂施先生说：＂我不要过一百岁,我是20世纪人。＂好像他如果过一百岁的话,大概就真正进入21世纪了。后来他刚好要过一百岁的时候过世了。

重构人文学科和人文素养

在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发生着变化,人们试图或实际上已经把人文学科边缘化了,人文精神、人文素养逐渐在失去,反观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传统,并非如此。重构人文学科和人文素养需要世界性、全球性的广阔视野,以跳跃的方式抓住几个时空连接点探讨下去。

“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文学大师施蛰存先生

2003年11月25日是文学大师巴金的百岁诞辰，全国上下热烈庆祝；另一位文学大师施蛰存却悄悄于本月19日逝世，媒体的报道不多也不详尽，与巴金的普天同庆状况形成对比。然而，两位老人的晚年心态却是孤寂的，上期《亚洲周刊》江迅先生写的报道，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对照记》对照的是形象(照片)与个人身世的真实,因此她用文字来解释心得。《对照记》本身有很强的“后设性”,对《对照记》的解读,则是“后设”的“后设”。从《对照记》中所列的相当可观的张爱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她的怀古幽思,她所怀念的就是她祖父母这一代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自觉或不自觉地展露了她的历史怀旧意识。《对照记》中没有张爱玲与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也没有她父母亲的合影,这些照片的缺失使《对照记》创设了一股幼时的失落感或被遗弃的情境,呈现出“褪了色”的苍凉。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在全书中有30多幅,她的姿态在“镜花水月”式的美学意境中制造了一种神秘感。张爱玲“传奇”不仅是她的文字,也是她的形象造成的。

廿世纪的代言人:贺施蛰存先生百岁寿辰

廿世纪是一个战乱和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达到顶峰的“现代主义”时代。施蛰存是廿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也是廿世纪文学的见证者和代言人。

文化实践式的现代主义——关于施蛰存及“现代主义”的答问

文化实践式的现代主义 王宇平（以下简称“王”）：李欧梵老师，您好!施蛰存先生去世将近六年了，陈子善老师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筹备推出“施蛰存研究专辑”以为纪念。您跟施先生交往颇多，他所主编的《现代》杂志以及“色、幻、魔”的实验小说都是《上海摩登》一书中的重要内容，您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开设的“现代主义”文学课程也专门讲到施蛰存的杂志编辑、翻译与创作。在您看来，怎么理解施先生对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意义？

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二讲

我上次讲过，回到北大就好像回到我的学术老家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来北大做比较长期的访问。可是这次由于我自己的过失，我五个报告竟然能够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这几天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带来的资料太多，可是很难消化。所以，我要再三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以后这几个报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状态的报告，而不是一种研究成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