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哲学建构与新文科建设——基于博雅和通识教育与新文科建设贯通基础上的思考

新文科建设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思维模式的转变为背景,学科交叉是显见的新文科建设路径,同样重要的是通识教育的提速和推展。通识教育源于博雅教育,进而又衍生出整全教育,它们的思想理念源自古希腊至今的知识系统性与本原性,以及学习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考,强调对人的能力和认知方式的开放性开发,由此这构成了应对新文科建设所面临的知识复合性、交叉性等现实问题的基础性思维逻辑。从根本上看,教育是关于人的哲学的运用,建构理想的人的哲学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论经学、新子学与哲学的当代并立——从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相互关系的视角考察

人文社会思想的应用特质在于以某种理或理序为基础构建一种礼序,二者的同构构成一种理论系统的自洽,但是,理的探究既需要与社会秩序的目标相联系,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理论认知特性。经学更多地受到其礼序运用的限制,其社会指向的利弊均在乎此。历史中的经学可以从礼的斯文教养与礼制两个向度分解,前者是今天经学重建的目标。新子学和哲学则是对"道"的开放性的探究,它又是构成理序和礼序的思想前提,因此,思想世界的开放性与社会价值系统的规范性引导应该同时存在,此为经学、新子学与哲学当代并立的根据。"哲学"的独特性价值还在于为中国文明建构提供了一个"说理"文化的基础。

大学精神研究与大学建设方向

大学精神作为大学的灵魂和内在支柱,它的存在状态关系到一所大学是否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关系到中国大学未来建设的方向。对大学精神研究进行研究,充分了解大学精神的研究现状,可以为以后学者对大学精神的研究开拓道路,同时为大学精神的重塑提供思路。笔者认为,对大学定位不准确以及"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矛盾"和"学术性与功利性的矛盾"是导致大学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此外,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而重塑大学精神的效果却不明显,主要因为价值观念一直游移、各项制度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明确大学定位和精神内核、健全法治,颁布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知行合一与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在消极层面是非依赖性状态,从积极层面讲是自主选择的状态,与人在道义上的责任性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二阶愿望”能力。康德在设定“自由意志”之存在的同时,却无力使人们将这种抽象的主体的自由的“规定”真正在人身付诸实现,关键在于他还没有将这种道德意志真正内在化,与生命自身的良知性的动力统一起来。在王阳明那里,道德理性与人的内在的道德情感本体是同一的,良知本体的自我裁断和自我意志冲动,使人的身心之间、知行之间的冲突协调并成为一个统一体,使道德理性在人身现实化,是为自由意志的真正实现。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安身、安心与诚敬——兼论儒家在家庭孝亲中获得的“本体性意义”

中国当代社会处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重转变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伦理的变化引起了广泛重视,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的重构也成为迫切的课题,这也是当下从民间到官方都对儒学的重光抱有热切期待的原因之一。言及儒家伦理价值的当代实践,既非全盘改过,亦非简单复活,而是在现代价值导向下的重新认肯、转换性地阐扬与发挥。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儒家伦理观念的现代转型及其方向"这一专题来讨论儒家从家庭伦理衍生的传统价值之意义、转换方向及其向现代社会通过转换而输送的核心理念等问题。本专题以转型问题开端,以价值自我认定奠基,以传统价值的现代确认和学理规范化作为定位;而转换则以从差异性和伦理义务到责任伦理、从诚敬的本体性到现代性仁学的升华为走向,是为其逻辑顺序。

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根基与歧异——对当代大陆儒学两个发展方向争论的评价

保守主义的特征是对秩序的共同关注,特别凸显对一种理序状态的思考和设定,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都是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变种,前者偏重于秩序架构的理序状态而突出礼序,后者偏重于个体精神的理序而突出价值依托。政治儒学突出现实世界的人的经验的存在,因此强调人的不平等的事实,而心性儒学则基于人的先天道德意志的挺立强调人的先验平等的诉求。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康有为情节"其实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康有为虽然有今文经学的价值基础,但是他的个人思想的根基却是佛学和阳明心学,因此,他才有对平等的论证。另外,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歧异还体现在仁学与礼学的紧张以及经学和哲学之间的对峙方面,而哲学对理的诉求和论理的训练应是现代人生活素质的基本要求。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与融通——艾耶尔与普特南的观点与启示

艾耶尔认为,事实陈述与伦理判断之间的二元性显而易见,他试图将价值判断还原成事实陈述,认为道德判断实际是不同事实之间的归类,并诱发不同的道德态度。这种观点启发我们要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进行经验事实的互补,避免由于个别经验导致的武断、专权。普特南认为在我们许多日常的事实陈述中包含着价值语汇,事实无法外在于价值评价,对科学事实的接受就是在一些价值预设下获致的。他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现象背后的价值蕴涵。

境界与觉解——冯友兰境界与觉悟理论述略

一般认为,冯友兰将理学概念转变为逻辑概念,超越但不内在了。但是冯友兰的目标在于对"宇宙""大全"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使人的境界有一个根本的提升。但是对宇宙、大全把握之前必须对其有一个"性理"的确认,这两者互为表里。其目的在于通过"共相"抽象、超象的认识,超越个体对感性存在的执著,使人获得对自身在社会及宇宙中的确证,这个过程本身必然也必须内蕴道德直觉对形上学的参与。冯友兰将人的觉悟归结到灵明知觉的发展,他的问题在于"灵明知觉"本身有强烈的认识心的色彩,但是他在对"大我"的追寻与确证中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了前述认识,实际肯认了道德自我的发展进程,但是他的根本进路既不纯粹是程朱式也不是陆王式,而是借助西学成为儒释道的混合体,在"成相"和"扫相"的矛盾中使人既看到观念认识的局限性,又看到观念认识及其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个体精神修养的一种路向。

良知与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涉及公民的合作意向和彼此互动的"相互性"即等利害问题,康德也曾就此问题给出过自己的证明。儒家的良知学突出个体与他人关系中的"共感":伤生若己。其中既包含着先天的同情心即对他人困境的同情和彼此援助的责任,也包含着彼此公平对待的情感面向,这一点在以往是有所忽视的,它的终极的实证根据是个体的万物一体的体悟。孔子强调人与人之间以德报德,这反映了儒家良知学之公共性的诉求,昭示其有成为构建公共理性的可能基础之一。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良知学与教育——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中国教育要获得质的提升需要完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人的哲学、生命的哲学。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心灵则是生命之体,身体则为生命之用,身心畅通是生命机体活跃充沛的条件,自孔子"六艺"到阳明"良知学"都以此为本。依照心灵大体的观念,当下及未来之教育必须着眼于具有平民人格的"精神贵族"即儒家之"大人"或"大丈夫",如儿童教育则重在心灵开放、气机通达,使之身心舒畅,进而步步提升前进。教育理念上必须"由器入道",方法上要以生命的养成为鹄的,才能造就健康、向上、奋进的社会栋梁。

志气相依与通达——王阳明心志与气机关系略论

西方哲学的身心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是以心气关系呈现的,而心气关系在儒家则是"志"与"气"的关系。志与气的关系,由孟子较为系统提出,经王阳明充分发展与完善。阳明认为,持志即是养气,孟子的"守约"、"专心致志"说的是一个道理。持志首先要立志、定心,养气即在其中。阳明认为,立志既是涵养正气的功夫同时也抵御、辟出邪气,即克服杂念、清除习气、通理气机。阳明详细阐发了定气与定心的关系原理:他依据孟子学说用"主一"概念解释了通过持志而定心和"硬把捉此心"之间的分别,从而通过"意动气动"对"志公意私"的说法作出了准确的说明。王阳明认同程明道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述,认为气也是性,只要不执著一边,依良知行去即是,这样最终将性、心、气完全打通归并为一。这一论述将身心一体的哲学推向了高峰。

商谈论证与公共正义的理性把握——哈贝马斯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

理性的选择与分配,是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各自的特质。哈贝马斯的理性公共运用不同于罗尔斯之处在于他一贯强调主体间的选择过程及其理性的商谈,其在哲学层面是论证和"给出理由",这是对罗尔斯正义制度分配原则的一个重要补充。供给公共产品的初衷是维护公共利益,但公私矛盾带来了诸多问题。从市场供给到政府介入再到第三部门的参与,供给主体的变化解决了供给中所出现的部分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主体从替代走向合作以及接受者的参与是其主要发展趋势。哈贝马斯的理论比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多了一个参与者的视角,借鉴哈贝马斯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对于促进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无裨益。

论企业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

文化建设包括核心价值建设与生态群落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途径。企业文化建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个“理性化”的价值基础,这个“理性” 包括功利计算的理性和思维方法,也包括社会行为从欲望向伦理的提升;企业文化建设还为当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文化楷模,它作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微观见试验将对中西文化的融合、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等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提供新的技术指标。

论奥康纳“三位一体”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尝试——兼与哈贝马斯相比较

詹姆斯·奥康纳对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认识和创新之处,他认为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不仅是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关键,也是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通过“社会劳动”,奥康纳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含的生态学基因,也在继承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础上以外在完善和补充的方式将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起“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的三位一体理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对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下经济、生态问题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价值形成与移动的社会与知识条件——麦金太尔关于近代以来价值变迁的思考

麦金太尔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道德无序化的文化灾难,而且是在被反复肯定中演变的。它的祸首是技术导向化的组织化生活,技术和“有效性”是其惟一的选择,并导致彼此互为对象的文化模式,价值在其中迷失。另外一个诱因是,知识与事实本身成为一种价值,在观念形态及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使传统价值被放逐,其中,专业知识或专门知识的分化、扩张导致操纵性权力的发展,结果,道德坠落成为不可避免。

士的精神:故乡的反求与觉悟——禅宗特质与中国人文世界之一

禅宗是佛教东传以来一直绵延到今天较为重要的一脉,也被认为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或者说是中国佛教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是佛教本土化的典型。如果说在中国本土曾经有一个"儒道互补"的话,那么唐宋以后的禅儒交融,使禅家思想渗透到了中国的文化领域。本文从观念层面就禅宗对人文精神世界之影响,尤其是对士大夫生命反省的影响做了简要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