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状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的演变

行状作为“记载一人之始终”为主要内容的应用文体,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是其稳定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转变,行状的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也在演变。就内容而言,婚娶子女的书写经历了从部分到全体的变化,最后成为行状的固定内容;就内容的书写位置而言,用于请谥的行状,在世系书写方面影响了用于乞墓志碑表的行状;寿年的书写,由列于文前逐渐向书于文内发展。一向被视为格套的应用文体也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和通常认为的文学文体并无本质区别。

行状进入碑志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略论———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

行状为碑志写作提供素材,乃学界之共识,但行状如何进入碑志,或曰碑志怎样从行状撷取材料,更深入的论述还不多见。行状进入碑志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吸收是最主要的方式,可分为整体吸收与部分吸收,部分吸收又可细分为缩略、扩展、倒序等类型。此外,还有接续、补充、舍弃、代替等方式。行状在进入碑志时,政治变动,当事人的存在,撰者的身份、价值观念、行文风格、与墓主及其亲属的私人交情,文体内在的规定性,行文自身的逻辑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互文关系,对于文体生成、历史人物形象建构、史料的流传与利用、异文校勘等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试论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梁漱溟先生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话道出了蔡元培先生平生伟大之所在。如今,蔡元培先生逝世已经50余年。作为第四、第五代门人的杨向奎先生在本文中对蔡元培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颇多创发,特此发表,以飨读者。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论“道”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四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这无论在文献记载中,或者在考古发掘上,都可以得到证明。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在哲学思想的探讨中,当我们的先秦时代,距如今两三千年前,古希腊的文明、古希腊的大师们在哲学科学方面的成就,被现代西方人誉为举世无双,为现代的世界文明建立下不拔的基础时候,我们祖先的成就,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

周礼在齐论—读惠士奇“礼说”

《左传》昭公二年,有:“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鲁为周公封国,宗周礼乐传布于鲁,实为当然。但《周礼》一书,多同于《管子》,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多谓《周礼》一书出于齐。《周礼》出于齐,齐之礼俗亦多同于周礼,则谓“周礼在齐”,亦不为过。盖齐鲁实为宗周之两行,鲁有周礼重在礼,而有孔子、孟子以仁与礼为中心思想之儒家;

行状对墓志文创作的影响

定型期的行状具备了牒考功议谥、牒史馆请编录、上作者乞碑志的全部功能,但从实证角度而言,三个方面功能的发展并不同步。议谥是其较早使用的功能,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广泛为墓志提供素材的功能使用较晚。通过行状广泛为墓志提供素材的社会风气在宋代逐渐形成,其实质是低层官宦及其亲旧对行状的接受和使用,是一种文体在社会阶层间的下行。通过行状为墓志提供素材,对墓志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行状给撰者提供更为详实的素材,使得墓志中族出、履历的书写更加详尽,从而导致墓志篇幅增长、风格细密;行状的使用也使至亲从墓志的撰写中解脱出来,从而引起墓志作者群体结构变化和序、铭分撰现象的减少。

东望渤澥 云海茫茫——纪念孙以悌先生

孙以悌先生逝世已经63年,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始终存在。《诗》云:“岂不尔思,我心忧伤”,正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是1934年春,一天,张苑峰(政烺)得到北大三院以悌同宿舍的同学通知:“不知为了什么,孙以悌卖光了所有衣物。”苑峰立时找到我,约定当晚去三院宿舍,探询究竟是为了什么?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以悌始终没有回来。我们不能再等,因为宿舍要锁大门,只好回自己的宿舍。第二天听说,孙以悌已去天津。那天晚上,可能是他隔玻璃窗看到我们两人而躲开,我们走后他才进屋,第二天一早离京去津。

论《吕刑》

《尚书》中的周书《吕刑》,向来给经师们以许多困惑,首先吕国称王,开篇说:“惟吕命王,享国百年。”在宗周范围内,除周王外,都是侯国,不能有它国称王。而且《吕刑》在周书内与其他各篇内容不相类,系统有别,思想范畴不相属。近来我曾经有几篇文章涉及此一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问题。(见《论以社以方》、《论基础科学》等文)我们说,中华民族是炎黄之后,但后来黄帝一系成为大宗,而炎帝一系,默默无闻,那么所谓炎黄之后。

“三百年绝等双”的朴学大师孙诒让

被誉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的清朝朴学大师孙诒讓以疏《周礼》,有《周礼正义》,及释《墨经》有《墨子闲诂》等巨著而在史界占有重要地位。其《周礼正义》所发正数十百事,藉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对《周礼》这部政治典章制度史进行注疏、释义。对《周礼》中的地方组织、土地制度和士庶属性三方面的疏通、证明贡献最大。后辈以国家之富强,从政教入,由此得到启发、教育。《墨子闲诂》则是把《墨经》这部经书中难解的词加以解释注疏,而且还涉及到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数学上的“徙”应改为“從”,此即指直角坐标的坐标旋转而言,在π/2内旋转,诸如此类等等。自有《闲诂》后,《墨经》则神恉迥明,文可讽诵。而诒讓大师本身之学术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鉤深穷高,几驾四家上。不愧为三百年绝等双的朴学大师。

古代处士墓志的叙事策略及文化内涵

处士不官于朝,无吏能、政绩可写,德行自然成为处士墓志重点渲染的对象,但"德"的具体呈现因时代而异。唐代及其以前为第一时期,其模式是强调处士淡泊名利的本性和修养,品德的呈现主要在自身、家庭、友朋等私人空间,注重的是处士个人的生活雅趣。宋及以后为第二时期,其模式是不回避对名利追求失败的记述,品德的呈现除自身、家庭外,重点在乡里社会等公共空间。这种叙事策略的变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文化心理、时代精神、民众的形象认同、社会文化建构意识等都密切相关。

请谥制度演变对行状文体的影响

行状文体的产生与发展,应与请谥制度紧密相连。春秋时君王直接赐谥,不需要提供逝者事迹。汉代的先奏谥再赐谥,是一次大的变化。奏谥需要专门的机构,奏谥机构的设立为提供逝者事迹这一环节创造了契机。提供逝者事迹的主体前期是王、侯的属官,曹魏后为中正官。东晋以后,中正的权力被尚书侵夺,失去了提供行状的便利,提供行状的主体由官方变成了丧家。此为第二次重大变化。丧家提供逝者事迹对行状文体的成熟意义重大。官方提供的文本多是一些原始档案或有关材料的罗列,丧家撰述则促成行状文体的最终完善成熟。

唐墓志题书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

由于郡望既能"明厥氏所从出",又能区分政治等级和社会地位,魏晋至隋唐时期,在名前冠以郡望的风气非常流行。墓志题书郡望虽受争标郡望的社会风气影响,但并不与之完全同步。魏晋南北朝墓志很少郡望入题,唐代前期墓志题书郡望者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开元前后题书郡望的墓志明显增多,天宝过后有过半之势。唐中后期题书郡望现象的普遍与士族迁出原籍葬归新贯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同时也受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影响。其本质是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向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变迁的世俗反映。

唐代守选起始时间考

守选是唐代为了缓和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社会矛盾而推行的一项制度。对于唐代守选起始时间的考订,有学者认为始于贞观年间。从武德中的"稍有沙汰",贞观初的"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到高宗时的"长名姓历榜"、定州县等级、改铨历程式,再到武后时的糊名暗考、睿宗时的量阙流人,可以看出,统治者在应对选人与官阙这一矛盾时,所采取的由被动限制到主动"迎击"的措施变换,在此流变过程中,并未看到守选制的痕迹。可以断定,开元十八年(730年)推行的"循资格"才是唐代守选制的真正开始。

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行状的创作目的受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请谥在唐代行状中占主导地位,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的行状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明确,进入史书的愿望更强烈,这些都构成了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化的原因。创作目的变迁导致以行述名篇、世系书于文内、书写妻子子女的行状增多。元明清行状受宋代影响较大。

唐代奉敕撰写墓志的制度化及其影响

贞观三年(629)以后,虽然著作郎官部分承担了奉敕撰文的职责,但大部分奉敕撰文的撰者选择仍是随机的。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立翰林学士院,随着翰林学士院各项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奉敕撰文也日益趋向制度化。大约到唐代宗大历年间,皇族墓志的制度化已经基本完成。制度化后,亲属参与撰作过程的通道被堵塞,因写作素材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往往显得空泛、僵化。就墓主及其亲属而言,奉敕撰文象征着身份、地位和荣耀,但就施行者而言,撰文更多是职责,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职责,规范化、制度化是其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

与单一墓主的墓志题式相比,夫妻合志的复杂性在于墓主的二人性,既然墓志是两人合志,那么在首题中理应兼书两人,但中国古代夫妻合志的首题书写经历了题不书妻到夫妇双标的演变:合志题不书妻,明代以前是常例,明代以后成为特例;合志首题夫妇双标,明代以前是特例,明代以后变为常例。以明为界,夫妻合志首题的书写发生了一个转换。寻究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二:服母丧制度的变化;文体自身完善的驱动。

太公望与“天亡■”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亲属自撰墓志文的叙事特点及其文学意义

亲属自撰是指丧葬主持者或重要参与者不请托他人而自己为墓主撰写的墓志文或撰作过程。无论血缘还是伦理,成年子嗣都理应是父母丧葬的主持者,子为父母撰文的比例在亲属自撰中相应最高。亲属自撰有自愿和被迫两种情形,自撰者心中常有顾虑,这源自传统的避嫌自夸心理。因撰者与墓主情感深厚、关系亲密,又因与请托撰文的隐含读者存在差异,亲属自撰具有抒情浓郁、细节私密、隐含读者独特等特点。这些特点在深化墓志的抒情功能、促进墓志人物个性化以及催生墓志变体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明代宦官墓志“天子家奴”形象的建构

“宦官”是封建社会官僚体系中的特殊成员,其墓志中政绩、吏能等部分的撰文方式与普通官员墓志大致相同。但宦官刑余之人、天子近臣之身份特点,使其墓志中的德行书写得到强化,这主要通过美化宦官侍奉君主与皇室成员时表现出的忠、慎、勤、恭等品质和强调后者对前者的诸般倚重与恩宠来体现。这种地位落差极大又异常美好和谐的主仆关系也成为志文展开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撰文特点明前便已显露,在明代大量宦官墓志中则更为突出和普遍。明代宦官墓志“天子家奴”形象构建背后也隐含着明代特殊的时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