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

郭沫若诗歌不仅以独特的抒情将初期白话新诗从粗糙的"以物观物"的模仿阶段推向了崇尚"情绪"的"以心观物"的创造阶段,而且在诗歌叙述上也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定型反复性特征,彻底摆脱了"非诗化"倾向,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经验。他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主要表现为以第一人称"我"为主格的抒情叙述主体、以环形结构和叠句为主的叙述结构、以时间和空间相互融合的叙述时空以及承载诗歌情绪的意象。这种"异军突起"的诗歌叙述模式引领新诗叙述走上了新的里程,为此后诗歌叙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艾青在海外的接受

艾青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大诗人。这种影响不仅通过艾青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以体现,而且还通过艾青在海外被广泛、深入接受得到体现。艾青在海外的接受可以分为建国前、"17年"时期和新时期这样三个时期。建国前可以是艾青诗歌海外接受的肇始期,"17年"是政治/战争性接受期,而新时期则是综合性接受期。但始终不变的是,"人民性"成为贯穿艾青海外接受的主题。如何把"走出去"与"走进去"结合起来,如何把90年代之前的"艾青热"沉淀为未来的"艾青学",是艾青海外传播与接受面临的新课题。

由古典至现代:晚清诗论的过渡性特征

晚清诗论经历了从前期旧式的“诗文革新”到后期新式的“诗界革命”的过程。龚自珍、魏源、黄遵宪和梁启超是贯穿其中最有影响的四大家。龚、魏的“诗文革新”强调诗歌的现实性、真实性、独创性和“经世致用”优先的原则,重构“志”、“道”与“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原则性的基础。而“诗界革命”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国内的改良运动,传统诗歌内在规律的流变和日本启蒙诗歌运动的影响。黄遵宪从社会演变和语言文字变革入手来革新诗歌,树起了“我手写我口”的旗帜。而梁启超则在黄遵宪“新派诗”的启发下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用西方“高级思想”来启发中国民众,从而在改革派知识精英和市民阶层之间架设起一座普及的桥梁。黄、梁诗论均显露出旨在政治革新与文学革命的双重面相。正是他们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

现代焦虑的诗性表达——戴望舒新诗创作的欲望化嬗变

从戴望舒的爱情上的坎坎坷坷、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和文学上的反反复复 3个方面 ,论述了戴望舒新诗发生的源泉、新诗发展的方向和新诗象征的正路 ;从而揭示出戴望舒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丰富而痛苦的一面 ;讲明了他是怎样把写诗和人生最终统一起来 ,将象征派的形式和古典派的内容统一起来 ;最终走上了一条中国新诗写作的正路。

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问题

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传统与国家价值观方面,语言的'字思维'与'词思维'方面,意识形态认同与西方的'固执'方面,以及文学的历史、观念与审美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现代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与接受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正视和研究这些差异,在于理性思考现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诸种问题,努力寻求跨中外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

论李金发诗歌的“心象化”叙述艺术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诗的发展壮大,在以胡适为代表的写实化诗歌叙述、郭沫若为代表的意绪化诗歌叙述之后,李金发开启了新诗叙述的新境界,彻底把新诗从固有的叙述规约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种具有明显自我指称的"心象化"叙述方式:其中"心"侧重于内心交流,"象"倚重叙述技法与审美特征。李金发诗歌的"心象化"叙述以个人、群体、景物和自我为叙述交流对象,以意象、暗示、比喻和通感为叙述技法,以语言陌生化、结构经济化和诗意朦胧化为审美特征。这种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叙述方式廓清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边界,拉开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叙述的大幕。

论穆旦创制“新的抒情”的历程

论文从早期、中期和后期来考察穆旦新诗写作追求现代性过程及其表现,探讨他的研究型写作和创制"新的抒情"的内涵。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中国新诗海外传播与接收的主体性因素迁移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新诗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就已经发生,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其主体性因素经历了宗教性、政治性、文学现代性的历时更迭,从误读层面渐渐进入对话层次,彰显了中国新诗的独特魅力。

新诗叙事的诗意生成及其诗学反思

"新诗叙事"不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产生现代的中国的诗意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新诗叙事所提供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影像的语境中,从它与新诗抒情、新诗议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境、"秘境"和事境,来思考其自由与限度的问题,进而从宏观上构建新诗叙事理论,看看它们最终能否回应新诗发展的现实提问,并给未来新诗发展提供诗学动力。

吉狄马加评论三题

吉狄马加《致马雅可夫斯基》出版后在诗歌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吉狄马加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性重塑，串联起历史与现实，追寻着心灵与梦想，引发人们对于文学、人生、社会的思考。现刊发吉狄马加诗歌评论三则，以飨读者。

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国别关系研究——以欧美与苏俄为例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传统、诗学观念、审美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各异。欧美和苏俄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如后者重现代、轻当代;重左翼、轻非左翼;重马列、轻多元;重"跟风"、轻深入。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梁小斌论

以《少女军鼓队》、《地主研究》和《独自成俑》三书为参考对象,动态而真切地挖掘梁小斌诗文写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朦胧诗人梁小斌和“朦胧诗后”的梁小斌。

当下诗歌写作的语言源流——梁小斌的若干诗学意义

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有其自身的源流和驳杂的"传统"。梁小斌的写作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一支脉流。他很早就进行了非英雄化写作和口语化探索,他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一以贯之地推进着新诗的散文美和口语美的进程,对于当代诗歌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历史脉络考察

建国前,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经由东亚中国学界到欧洲中国学界,再到美国中国学界;"十七年",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传播与接受虽然遭受巨大的阻力,但民间的交流与译介却从未中断;新时期,除了我们继续主动"送出去"外,在多极世界新格局中,作为文学资本和资本文学在中外文学交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和研究。

在新的支点上滑翔——读冯晏的诗集《看不见的真》有感

冯晏，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能让广大诗歌爱好者深深记住的名字，至今仍能看到她在诗坛活跃行走的身影。她的诗歌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新晚报》、《星岛晚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并被收入数十种诗歌选集之中；出版诗集有《冯晏抒情诗选》、《原野的秘密》、《九人诗选》（与人合著）等，荣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文艺精品工程奖等奖项。在她皈依缪斯的漫长之旅中，其间虽有短暂的“沉寂”和修整，历经生活的打磨，沉潜后的她给诗坛吹来了一股新异的气息。最近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看不见的真》就是冯晏重归缪斯怀抱之后奉献的又一道特殊风味大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