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立鸟纹锦所见中西技术互动与文化交融

立鸟纹锦是6—7世纪萨珊纺织品中的流行图像,在丝路沿线广为传播,影响深远。汉文化圈工匠在模仿与借鉴的基础上促进了唐系纬锦的发展;吐蕃在不断外扩的基础上建立了纺织基地,产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立鸟纹锦。从古代纺织技术角度看,中西织造技术的交流与互鉴,对吐蕃时期的立鸟纹锦的艺术形式和织造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吐蕃时期流行的立鸟纹锦,虽以中亚斜纹纬锦织造技术为主,但也巧妙吸收了汉民族织锦的技艺特征,从而让立鸟纹锦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造型丰富、独具特色的立鸟纹锦,既显示出吐蕃贵族对丝绸审美水平的提升,也生动呈现出此时期中西织工交流互鉴的史实。

明代哈密“哈剌灰”及其与裕固族关系考辨

关于明代文献所见哈密“哈剌灰”之名与义,学界多有争议。揆诸《华夷译语·委兀儿译语·地名》中有“黑羊群—噶剌塊”之谓,可以推定“哈剌灰”这一称谓应出自维吾尔语qaraqoi,意为“黑羊群”。作为蒙古豳王家族的属部,元明时期哈剌灰一直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和信仰佛教的畏兀儿共处哈密,经历了由伊斯兰教改宗佛教的过程。“哈剌灰”指的就是1276年以后由中亚迁居哈密原本信仰伊斯兰教后皈依佛教的蒙古人。他们在皈依藏传佛教后,仍葆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情结。明正德年间,东迁河西走廊,后融合于裕固族之中。

四重证据,揭秘上古传说——读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

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近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作者通过分析图像文化内涵,发现人首蛇身图像不仅是《山海经》诸多神仙的身体结构特点,也统领并贯穿了兄妹婚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同时,作者还揭示了人首蛇身图像在吐鲁番兴衰的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原因,展现了《刘海戏金蟾》《白蛇传》《三味书屋》等文学作品中蛇意象的文学渊源及社会生活中隐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

长安墓志所见“系羁侯王”张议潮史事稽考

张议潭、张议潮兄弟手足相扶,同声共气,偕同蕃胡汉众,开创六郡百万之家的归义军基业,每每向国输诚,可谓恭顺。然朝廷终究不放心,继张议潭先身入质后,张议潮亦在唐名帅李行素的劝诱下被“系羁”“束身归阙”,这可以被视为大唐对于西北边疆顶层运作的结果,而实际上亦是利用议潮系与议潭系的矛盾而引发的。沙州归义军建立之初,张议潭或曾以瓜州刺史的身份领归义军留后,逝后被其子张淮深宣传为沙州刺史,意在标举沙州大权原来即属议潭系所有。根据《张淮澄墓志》,张议潭早在咸通初已逝去,但敦煌文书却无一提到他的死亡,此应为先后秉持大权的张议潮和张淮深皆不愿冒风险入京以省墓,故令一道噤声搪塞而致。

黄金分割在唐代附腰襕半臂的应用及意义——以发掘及收藏唐代半臂为例

唐代附腰襕半臂源自少数民族,由于图像及实物资料较少,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其服饰结构比例方面的研究更显不足。借由历史记载与半臂实物资料分析唐代附腰襕半臂非常接近或者完全符合黄金分割比例,可见其结构比例非随意裁剪而成,应是依照服饰设计的最佳审美比例——黄金分割比例设计的。唐代附腰襕半臂的形貌特征不仅体现了大唐文化吸纳、包容的开明之风,更体现出唐代服饰设计之考究和极高的审美价值。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半臂腰襕残损或遗失,依照黄金分割比例实施腰襕回补及形制复原后,其完整、美观的服饰形貌极大提高了半臂的观赏效果和艺术价值。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事文辑

1985年,珍藏河南省濮阳民间达600余年之久的由西夏遗民唐兀崇喜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编成的《述善集》一书得以重见天日.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杨富学在敦煌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含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它们主要是一些谚语和诗歌。￣①如同其它民族一样，最早的回鹘古典文学不是书面语的，而是一种以固定形式出现的口头表达形式，诸如神话、寓言、民歌、史诗和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一范畴...

“禺氏之玉”斟议兼论月氏的原居地问题

早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东西方之间便存在着一条西玉东输之路。传世文献中有“玉出昆冈”和“禺氏之玉”之谓,学界一般皆指其为和田玉,因月氏转运昆仑玉至中原而得名。近期,河西马鬃山发现了径保尔草场玉矿和寒窑子草场玉矿两大遗址,敦煌发现有旱峡玉矿遗址,所产之玉同属于和田玉系列。马鬃山及敦煌一带古来为月氏的活动范围,“禺氏之玉”有可能就是月氏人所产之玉,是证“禺氏之玉”名称的由来不仅在于月氏有可能是和田玉的转运者,同时也可能在于其本身就是和田玉的生产者。至于月氏人的居地,史载在“敦煌祁连间”,处于马鬃山、敦煌玉矿区域内。近年有学者将月氏的活动范围界定在东天山地区,仅就“禺氏之玉”这一因素判断,就完全不可信从。若言月氏为和田玉的转运者,那么,经行路线应该沿丝路南道(昆仑山北麓)而东,经河西月氏地区抵达中原,焉可舍近便之道而绕道东天山;若言月氏为和田玉的生产者,其玉之东输就更没必要绕道东天山了。

撮录本《孔雀王咒经》生成时代考辨

《孔雀明王经》于东晋时期传入中土,及至盛唐、中唐时代,出现多种译本,非常流行,孔雀明王信仰也随之臻至极盛。《大正藏》收录有六部《孔雀明王经》汉译本,其中,传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为撮录本,其内容不仅有佛教的内容,还摘抄了目前学界认为是伪经的《安宅神咒经》之内容,更涉及了道教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可见570年甄鸾《笑道论》所引用的道教文献《度国王品》。《度国王品》乃《太上妙法本相经》之一品,故可定《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形成当不晚于570年,又北周武帝灭佛时间为建德三年(574)至宣政元年(578),加上撮录本《孔雀王咒经》的名称最早出现于597年的《长房录》,故可推定撮录本《孔雀王咒经》的形成大体在578至597年之间。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γ”(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敦煌文献P.2977记载了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情况,内容可与唐代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并可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以之为据,结合20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并参稽佛教典籍及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地理方位、兴建年代、演变历史及保存现状等,大都可以稽考。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失考外,其余十五座都有遗迹可寻。这些塔据说都是根据印度阿育王塔原型仿制的。根据敦煌石窟壁画、云冈石窟雕塑,尤其是鄮县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及近期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为宝箧印塔。

鄯善国社会性质再议

传统史料对鄯善国的记载绝少,所幸20世纪初以来新疆地区出土的仆去卢文文书中含有丰富的史料,可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在鄯善国内已经形成了以国王为首的地主阶级,他们向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或农奴收取地租,农民或农奴是鄯善国最基本的劳动生产者,说明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已经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同时还应看到,当时鄯善国社会还保留着一定的奴隶制残余,存在着"奴仆"和"私属",从仆去卢文文书看,这部分人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具体劳动性质不详。

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

13世纪后半叶,西域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发动反对元中央王朝的叛乱,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率骑兵万人于1276年率众东归,投奔忽必烈,受到重用,出镇河西与新疆东部地区,被封为豳王,后又派生出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蒙古豳王家族优渥境内诸族,与回鹘关系极为密切,奉行佛教以抵御来自西域的伊斯兰教的渗透,促进了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的持续繁荣,为裕固族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关系密切,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牟羽可汗,是回纥汗国的第三代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使维吾尔族的古代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他把摩尼教传入回纥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维吾尔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回纥的历史,研究回纥中的摩尼教,我们都不能避开对牟羽可汗及其与摩尼教关系的研究。

《金刚经》与南宗禅——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金刚经》是唐代最流行的佛教经典之一,主要宣扬"般若性空"之理,对南宗禅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刚经》被六祖慧能奉为禅宗顿悟派的根本经典,神会在继承和发展慧能的顿悟禅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金刚经》为相互传承的南宗祖统说,以抗衡北宗禅以《楞伽经》为基础的祖统说,为南宗禅立宗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敦煌文献及唐代莫高窟壁画中有很多的《金刚经》写本及根据该经内容而绘制的经变画,体现了该经在唐代的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应与以《金刚经》为主旨的顿悟禅法思想在敦煌的流行有关。

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

河西地区史前生业方式经历了由早期农业向后期畜牧业的过渡,以齐家文化为界,早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以农为主兼事畜牧,齐家文化以后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都呈现出典型的牧业文化特色,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与采集业。畜牧产品食用有余,可用来换取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日用品和装饰品等,而大型家畜马、骆驼的驯养,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河西先民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逐步展开,丝绸之路遂得以孕育。

藏族、蒙古族、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

裕固族人口不多,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对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本文对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对裕固族形成方面的不同作用进行了研究。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

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7至1282年间脱离察合台汗国而投归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证据。近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可证,该窟的开凿其实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由前室通往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其中南壁右侧4行文字讲述的是五地菩萨之容貌,左侧4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四地菩萨,北壁左侧9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十地菩萨之装饰,右侧的当为九地菩萨。藉由回鹘文题记,十地菩萨绘画内容第一次在敦煌石窟中得到确认。通过逐字对译,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段回鹘文标注内容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故可定,三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这一发现,结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与其他题记,可以证明莫高窟第464窟甬道与前室为元代末期的回鹘窟,而后室壁画可以确定为元代遗墨,但早于甬道与前室之壁画,可定为元代早期遗存。